“赔钱获减刑”传递出危险信号

 

广东东莞的两级法院在多宗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案件中，提倡对民事部分进行调解，并对作出经济赔偿的被告人给予从轻处罚，目前，类似案例已超过30宗。东莞两级法院希望通过对这种赔偿机制的探索，再辅以国家赔偿，从而使被害人的利益可以得到最大维护。（《羊城晚报》1月31日）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法治社会的一项基本原则。而刑罚作为一种最为严厉的法律制裁，其适用的对象是具有较高社会危害性并构成犯罪的人，理应更加充分而严格地体现这一点。倘若赔钱即可获得减刑这一作为得以实行，也就意味着富人犯罪受到的处罚可能就相对较轻，而穷人受到的处罚则相对较重，这事实上已经将人的“贫富状况”作为一种量刑情节，严重违背了法律平等原则——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

 

东莞市两级法院实行“赔钱减刑”的法律依据是：被告人能够采取措施挽回损失，使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尽量减小，这一做法可以成为依法减刑的情节。不得不说，这是一种非常严重的误读。我能够理解，当地法院作出这种尝试的善意初衷，可能是为了保护被害人的利益，我也不否认，“赔钱减刑”客观上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但必须认识到，在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被告人对被害人作出经济赔偿，是其应负的责任，也属于刑罚的一种具体运用，而不能等同于“社会危害性减小”的量刑情节。从这个意义上说，法院应该通过自身的努力，譬如加强执法力度，提高工作效率来改善被害人的处境，而不能通过减刑来“诱导”被告人作出赔偿。

 

其次，刑罚的目的在于通过对犯罪行为人的惩罚，减少乃至最终消灭犯罪，而不仅仅是保护被害人的利益。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赔钱减刑”，虽然保护了一部分受害者的利益，却可能对他人对社会带来更大的隐患，实际上是以牺牲较大的正义来换取较小的正义，这显然是得不偿失的。

 

具讽刺意味的是，东莞相关法院负责人表示，并不是所有的刑事案件都可以采取这种做法。对于社会影响恶劣的案件，即使被告人赔钱，也不能减刑。而报道仅举的一个案例便是社会影响恶劣的案子——抢劫致人死亡。

 

事实上，在我看来，“赔钱减刑”最令人担忧的一点在于，它会给公众带来这样一种深层次的消极反馈：法律是可以用钱来买的。刑法上另一个基本原则是：罪责相等，犯了罪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而责任的大小与其过错轻重相适应。很显然，“赔钱减刑”已经偏离了此原则，金钱成了影响“罪责天平”的一个额外的法砝，这将使那些有犯罪动机的有钱人又多了一件“武器”变得更加嚣张和有恃无恐，而使穷人充满了对法律的不信任感和恐慌感——我想，这是法治社会最不能容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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