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报转报”就是电报交换，说起来很生涩。现在的网民、网站，不论身处何地，通过互联网一下就能够联接。能不能把“转报”，看成是互联网的起步呢？

    1844年电报正式用于公众通信后，最初的国际电报只能从各国国内线路传送到边界交换站，然后由对方派人把电报纸拿过国境。重新输入电报机继续传送。这个过程，就是所谓的“人工转报”。交接几十份、几百份电报当然不算什么，但是要是一天收发几万份、几十万份电报，报务车间大概也变成了繁忙的国际火车站，你能想像出这样的情景吗？

     刘长贵是建国初期的老劳模。1948年他在承德邮电局参加工作，在机务组担任机务员。1949年他被评为承德市邮电局特等劳模；1950年被评为全国劳模；1954年又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他虽然只有小学5年级的文化水平，但是在当时物资条件艰苦的环境下，他通过技术创新，为单位节省了很多的资金。”刘长贵当时负责的是发电机和蓄电池的维护工作。图为其夫人李淑琴向媒体展示他的照片。
　　李淑琴老人回忆说，当时的动力室没有一台正式的配电盘，不能正确掌握电源的配送，刘长贵主动提建议、找材料，没日没夜地研究，终于利用废件装配成功一台配电盘；同时还制了一台分流器，成功地将5安培的电流表改成10安培的电流表。

    我们出门乘火车时，不见得都能购买到直达列车车次，旅客中途换车就相当于电报“转报”。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国，南来北往的行政、经济、文化交流频繁，跨州过省的电报也就需要大量的“转报”工作。

    想必大家都在电视上看见过邮局的“分拣”，就是把收到的信件按照地址，“扔”到相应的“格口”中。这份工作才真是手急眼快，新手干了一天累得根本就不想吃晚饭、多好的电视剧也不想看了。而原来的手工转报还要重新打字，工作一天好像学生要把生字写上几十遍的那种感觉。半自动方式的操作要撕下凿孔纸带重新发报，更是手忙脚乱，如果漏掉一份就是事故。

一般人现在是见不到电报操作了，但是传真机可到处都有。如果你每天的工作就是把收到的传真撕下来，再拨动另外一个号码发送出去，反反复复没有一点空闲，你能不能接受。

1998年，我见到一位毕业不久的女研究生W，从西南一个省会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借到北京一个科技事业单位短期工作，为了筹备开会，让她收发几天传真和包装印刷品邮件，她在没有人的时候面对一堆印刷文件和信封真是委屈得要哭。

    我说，谁叫你们的领导不好好用电子信箱，要是各省市的高新技术开发区都带头用上网络交流，一个通知只要发送一址多投的电子邮件不就完事了吗？

    从人工转报、半自动转报，到60年代的人工撕断电报凿孔纸带机械传送的半自动转报，依然离不开人工操作。随着电子计算机的推广应用，70年代中期，上海电报局等先后研制出32路、64路自动转报系统。

    1983年，北京电报局新装程控电报交换机（GC—01）256线割接投产。

    1984年，上海电报局依靠2台沪产DJS131—Ⅱ计算机设备研制的我国第一套256路程控自动转报系统获得成功，随后陆续在上海、南京、济南、西安等局安装使用。南京电报局每日的转报量从11万份提高到20万份。该局的348名报务人员，在转报系统开通之后下降到150人，全年节约人工与纸料开支53万元。而转报设备的投资仅为国外引进同类设备的1/6弱，（据《人民邮电》报 1986年6月12日头条报道）。

    自动转报的实现，使电报在局内的停留时间从过去的30——60分钟，减少到1——4分钟，传递速度提高了10多倍。可以认为，今天互联网的实现，来源之一就是当年“转报”的思路。

    注意到上述报道中的应用城市中没有提到北京，这套系统在北京的应用受挫。1985年12月28日，北京国内公众电报自动转报系统因厂方软件系统缺陷，在试运行3天期间发生严重故障，影响北京经转全国的通信任务，后决定倒退回半自动传递方式工作。

    1986年，北京电报局公众电报自动转报系统（KD1000B）投产，该设备系从日本引进，电路最大容量352线，处理能力为12000份/忙时进报量，具有传递国内、国外、用户电报三个通信网的转发、查询、识别和按等级次序传送电报与实时应答功能。转报时间从平均每份电报30分钟缩短到3分钟。

1986年，邮电部作出了“采用国产设备在全国省会以上城市建立公众电报程控自动转报网”的决定后，全国的27个省会（含重庆市）安装开通了自动转报系统。转报网承受了全国省会城市98%的转报量，80%的县和县以上局直接进入自动转报网通报。

译报、转报促进了全国电信部门的技术进步，另一个飞跃是几乎同时开始的程控交换机，第三个飞跃才是互联网的应用。加上在传输干线上的光缆等技术进步，为我国通信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条件。从此，不仅电信部门成为“金饭碗”，就是邮电大学的所有专业的录取线也一跃直逼清华、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