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传仓颉是汉字的制造者。据史籍记载，仓颉原姓候冈，名颉，生于陕西省白水县北塬乡扬武村，享年110岁，是轩辕黄帝的记史官员，史称其“龙颜四目，生有睿德”，“依类象形，首创文字”。先民们为了纪念仓颉，遂在其古墓前围亘起殿，创修文祖圣庙。

庙宇之内40余株古柏逾三千至五千之寿，同黄陵古柏群、孔府古柏群并列为中国三大古柏群。2001年，仓颉庙被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除了书法家 和语文老师，一般人都没有时间去捉摸汉字的细节，学生和遇到生字的人自有字典助阵。虽然几乎每个家庭都“收藏”了字典，可是真正每天、每月都要打开查几个生字、读音、字义的人又有多少。

没有时间查查字典也不算什么，因为汉语是精确而又模糊的语言，写文章难，而大致读懂则不算难，只要不闹出笑话也没有什么。

汉字从图画中来，俗称象形为主的文字，后来发展到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和假借六种造字方法。会意字不仅可以表示抽象的意义，还具有很强的造字功能。《说文解字》就收录了会意字1167个，比象形和指事字要多。

有一次，某外国使馆的邀请函写道：“假中国大酒店举行招待会”。一位与会的企业人士说外国人不懂中文，用错了汉字，还很激动的给我打来电话。其实大家熟知的“狐假虎威”的“假”是什么意思，举一反三就可以知道。

许多民族的文字也由生产、生活中的“情景”而产生。曾就读于西南民族学院和中央民族大学的彝族古籍专家阿余铁日，2000年9月，完成对556个古彝文字的研究书稿。他展出了150幅题为《象形古彝文字》的图片。这些象形古彝文包含人物、动物、植物、花木鸟兽和衣食住行等。好似“活化石”的彝文也从远古经历了不可逾越的“实物文字”，写形写意的“图画文字”再到“象形文字”。

造字的理念来自对自然现象的描述，如“旦”原意来自日出景象，天天重复，直述成字。从美学的角度看，反复、节奏、间隔能够产生创意与美感，这也成为造字的原则。

    有些会意字却又不按此理。在林成滔的《字里乾坤》一书中说到：“苏东坡就问过喜欢分析汉字的政治家和文学家王安石，牛又大又粗，走路很慢，为什么用三个牛字表示快跑的“犇”。而鹿又细又高，跑起来很快，却用三个鹿字表示粗大的“粗”。这两个字调换一下不是更好吗？王安石张口结舌，不能回答。”

    笔者认为，古人造字不仅是直述，更深刻的含意往往是“反其意而用之”。不论黄牛、水牛虽平时行走都很缓慢，但在牛群面临危险时，奔逃如飞。先民十分重视“突变”与“典型”，他们自然知道虎豹鹿马的腾跃，但是更为强烈地印象和深深地记忆还是平时慢腾腾行走的牛群的狂奔。

    群牛奔腾，不论中外都是不朽的艺术作品，其他动物腾跃大多无声，而牛群的狂奔如雷鸣、如地震。因而，“犇”字不仅表现了群牛的动作，还记述了带有轰鸣的动作。

    据此推断，先民的另一类造字理念，来自他们能够看到的有着强烈突变的典型景象。先民更加看重“突变”，平时少见的事物，反而会成为长久的记忆。

    类似的“轟”字，记述的是古代的战车大队隆隆驰过的壮观景象，车队的声音来自自己的军队，更值得用表意字记述。

    鹿的身体虽然灵巧，但是一旦发生“双胞胎”的情况，鹿妈妈的肚子将会更为臃肿，成为“粗”的象征。以图形记述为三只鹿，上面是一只大鹿，下面为二只小鹿。“粗”与“出”的发音相近，所以我想古人的这种造字思维应当还是有所依据的。

    当盖茨在中学学习电脑的时候，笔者正和研发过计算机的同事们在“五七干校”下放“务农”。一度负责放牧一群水牛，所以我对公牛决斗后的败者逃，胜者追记忆犹新。

    躯体庞大的公牛，激战奔逃，四脚腾空与脱兔无异。胜者追逐一程之后，还要回到“战场”炫耀一番。决斗之后双方都萎靡不振，伏地静养几日才肯下地干活。一旦发生公牛决斗，就是把点燃的整捆稻草扔到牛头近前，也无济于事。为了争当头领，瞎眼、断角、破肚也在所不惜，水牛一贯勤恳温顺，一般人却不知它也有这种暴发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