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归鸟

 　　张元济（1867－1959）是中国文化界的卓越先驱，生与读书世家，自幼就被安排在读书、科举图出身、出仕的道路上。张元济1892年中进士以后，经过朝考，被选为翰林院庶常馆庶吉士，读书观政。散馆时被任为刑部贵州主事，官居六品。张元济从翰林院出来开刑部赴任，适逢中日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促使张远济接受了康梁变法思想，他和陈昭常、张荫棠、夏偕复等同仁组成健社，提倡力学西夷，“约为有用之学，盖以自强不息交相勉，冀稍挽夫苟且畏缩之风。”后健社更名为西学堂，再改为通艺。此举受到清廷要员的关注，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约了数位大臣联名致函向各省督抚募捐，张之洞，王文韶等都有捐款。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张元济一面办理通艺学堂事务，一面报考总理衙门，然而进了总理衙门后张元济大失所望，不仅“在总署无可进言之处”，还受顽固守旧势力排挤刁难。在百日维新之时，待读学士徐致靖向光绪呈荐举人才密摺，保荐康有为、张元济、黄遵宪、谭嗣同、梁启超等五人，光绪尚未召见张元济等便受慈禧横加干涉，维新人士未受重用，维新诏书成了废纸一堆，不久张元济也被清廷免职，“永不叙用”。张元济仕途不得意，离京南下到上海南洋公学筹备译书院，但当时南洋公学的监督是美国人福开森，张元济与他意见不合，只干了几个月就辞职了。

 　　办通艺学堂，进总理衙门，参与百日维新，筹备译书院，使张元济目睹亲历了晚清的教育、政府、政治的黑暗、落后、腐朽状况，就是这些经历坚定了张元济“教育强国”的信念，张元济在其《答友人问学堂事书》一文中，详细表述了他的教育观点，他提出办学宗旨应是“勿存培植人才之见”，育才应广开民智，而非侧重精英教育，他提出要力行“无良无贱，无城无乡，无不在教育之列”；“必重普通而不可言专门，则必先初级而不可亟高等”，提出“设学堂当使人明白为第一义”；此教育思想比历来主张学西夷者更上一层楼，张元济提出的是教育全民化的问题。张元济还针对当时办教育的人以洋人为师，提出了另一个宗旨：“勿标讲求西学之名”，反对全盘西化式的教育，指出各国“各有其独立之道”，他所认为正确的教育原则应是“意欲泰西种种学术以与吾国之民质、俗尚、教宗、政体相为调剂，扫腐儒之陈说而振新吾民之精神”。张元济这个思想始终未变，1949年张元济参加中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期间，有人提出读经，张元济马上反对：“此难施诸大众，将来大学不妨别立专科，听人研究。”此外，张元济反对洋人包揽办学权，这跟他的良友严复的“洋人办学，为洋所用，非合中国之实”有些相似。但是清朝政府自1901年起空喊了十年的“多办学堂”口号，却连分文拔款都不给，张元济魂牵梦萦的普及教育思想，在现实里实施起来举步维艰。

 　　清朝同治、光绪年间，外国教会多设学堂作为传教的辅助手段，教会所编的教科书，前后有英语、算术、历史、地理、宗教、伦理等科目，教会还将这些从西方利益出发的课本大肆赠送，进行变相的文化侵略，对此，张元济说“华文教科书各教会学堂所印者，大都以阐扬彼教为宗旨，亦取径迥别，与中学绝无关系。”即使英语课本，张元济也主张“宜自编撰”。但由谁来编辑适合中国国情的普及教育所需的课本，以推进普及教育？张元济选择了出版。1901年，张元济投资商务印书馆，开始了他的出版事业。商务印书馆在1901年夏天以前三年时间出版的全是外语读物，1901年至1903年间外语读物却仅出版二种，而历史、政治、经济类书籍大量出版，高务印书馆出版方针的变化和张元济的加入有直接关系－－1902年1月，张元济约请杜亚泉编辑一套《文学初阶》，同年夏季，张元济聘请夏曾佑编写《中国历史教科书》，其后张元济又聘请高梦旦为商务国文部主任，编辑《最新国文教科书》；这些书籍编辑完毕后，即获出版。其中《最新国文教科书》出版后十多年里，全国各地包括日本侵占的台湾在内，学生大多数使用这套课本。此外，由于张元济舍得高薪诚聘鸿儒硕彦，支付高额稿酬，著名翻译家严复、伍光建、学者高凤岐、徐坷等亦被张元济先后揽入麾下，此等精英编辑与翻译团体，使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书籍质量异于当时的出版者。

 　　张元济加入商务时正是辛丑“新政”时期，表面上“新政”跟戊戌变法大同小异，实则背道而驰。它对外是为了适合西方列强进一步加强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的需要，对内则是滥征暴敛；虽然“新政”中废科举、兴学校的措施，有利于新式教育的发展，但丝毫没有触及一千多年来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思想，并且清廷对基础教育内容的要求，仍未脱离四书五经，纲常大义，历史史鉴的旧窠，与时代要求极不相符，又拿不出标准教学大纲和标准课本程及课本，“新政”一推行，立即暴露出当时中国在教育方面的巨大空白。对此，商务印书馆董事会根据张元济的建议，在1905年12月15日通过决议，鉴于当时废科举之后，各处“广设学堂，需用教科忆籍较前更堪，京师学务处及各官书局所编辑之教科书无多，其余书业各家编辑教科书甚少”，在闸门北设新厂，添设分馆；在此后的几年里，到辛亥革命，商务印书馆出齐了初小各年级、高小与中学各年级的各科课本。据保守估计，商务出版的各种课本有375种，801册，其中一部份小学各科教授法、教授指南和“详解”之类的书籍，属商务印书馆首创。此外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这些教材中没有忠君思想，也没有尊崇清朝的文字，摈弃三纲，理性地接受五典五常。教育家蔡元培与商务印书馆和张元济渊源极深，他认为“于是印刷之业，如影响普通教育，其创始者，实为商务印书馆，而同业之有事于教科书者，度不能以粗疏之作与之竞，则相率而效之，于是书肆之风气，为之一变，而教育界之受其影响者，大矣。”

 　　商务印书馆从一个小印刷所发展到出版事业中的执牛耳者，和她广纳文化精英是分不开的，为网罗人才，张元济历尽甘苦，他始终不放松的是聘请编辑和干部，到1921年，他管理的编译所有160名编辑，其中有一批人实可称为其时的学术泰斗。能集中这么多精英知识分子的，除了数个著名的大学外，当时国内公私机关企业无一能望商务的项背。造成此优势的原因有二：一是军阀当道，鹰派疏于理治科学文化事业，知识分子或学有专长或留学归来，都不愿意与虎谋皮；二是商务印采取少收外稿，自编为主的方针，需要大量的人才以保证稿源与稿件质量，同时报以高额稿酬；张元济在加入商务印书馆时就与总经理夏瑞芳约定，以后商务印书馆“当以扶助教育为已任”，不以盈利为目的，因此商务印书馆为求高品质文稿，不惜血本，付给严复的版税，高达40％，林纾的译稿全卖给商务，商务支付稿酬达每千字六元（银元），而当时一般的稿费仅千字二元。又据商务编辑郑文贞同胡适讲，他在商务印书馆拿的薪水写出的书稿，“每千字均合十元以上。”加上张元济礼贤下士，怀柔俊杰，是以他主持的业务蒸腾日上，就拿1914至1920年这段时间来说，张元济策划，参与编辑出版的书，有《辞源》、《中国人名大典》、《中国古代地名大典》、《中国医药大辞典》，还有中国近代第一批学术著作，如《中国财政》。

 　　张元济不是民族虚无主义者，从来没有把“西学”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对立起来，他主张各取精粹，融会贯通，相辅相成。对当时一些人盲目推崇西方文化、鄙薄中国固有文明，办新学全盘洋化的风气，张元济指出：“取泰西种种学术与吾国民质、俗尚、宗教、政体互为调剂，扫腐儒之陈说而振吾国民之精神”，他泾渭分明地反对洋奴教育。张元济的中西文化观，也表现在商务印书馆的出版方针上，因此商务出版的书籍，不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洋文明则采取拿来主义，讲究中西合壁；如辛亥革命前出版的书籍，古籍占了相当比重－－有《五经备注》、《左传》、《读通鉴论》等十多种；其后影印、辑印、排印的古藉极多，还有些精选排印本，如宋人小说二十八种等，都是张元济所主持出版的。至于商务出版的高品质教育书籍，可以认为是西方优秀教育文明与中国文化良好地融合的结果。粗略算来，商务印书馆在解放前出版的书藉，近万余种，品质低下的书可以说是没有的。这当然是几十年来大量编辑人员的群策群力，但更不能否定作商务出版事业奠基人张元济先生的作用。沈雁冰在《我走过的道路》中说：“在中国新式出版事业中，张元济确实是开辟草莱的人。”

 　　其实新式出版业并不是从商务开始，也不是从张元济开始，在商务与张元济之前已有许多人，许多机构，从事新式出版事业，与商务和张元济同时代的就更多。但相当多的出版机构以盈利为目的，他们或许可以得利一时，但他们最终被时代所抛弃了。不以盈利为终极目的，而以传播文明的火把为己任，尽管开始很弱小，尽历艰辛，却能得到读者支持，经得住时间冲刷－－商务印书馆是出版界的卓越先驱，她无愧于出版界的“普罗米修斯”的称号。政治动荡，战火纷飞，经济困窘都没有阻止商务印书馆与张元济前进的脚步，商务印书馆为中国的文化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中华书局，开明书店，三联书店都是商务印书馆的伙伴，都以出版品流优秀的书籍为最高出版原则，她们的出版事业，才称得上真正的出版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