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2006年11月30日）有两个活动同时邀请了我，一个是中国盲文出版社盲人文化研究所的座谈会，一个是山西省四大梆子晋京演出新闻发布会。前者是我听说后主动表达了愿意参加而获得的邀请，后者是一个朋友恳请我帮助组织一些媒体，还有红包奉送。我提前与四大梆子晋京演出组织者希望来的媒体记者沟通好，自己则打车去了宛平城，在抗日纪念馆的旁侧，就是我已经多次去过的中国盲文出版社了。
    与山西四大梆子比，关注盲人文化研究的人更少，研究的实力也更弱，是弱势群体里的弱势群体。所以我选择了做更少的人才有可能有热心去做的事情，我希望自己对这个生僻的领域有更多的贡献。
    中国盲文出版社的专职人员将一份《盲人文化研究所各个研究组任务书（草稿）》（以下简称《任务书》）递在与会者手里，会上他们就这个材料进行了说明，大意是“这是一个靶子，希望大家提意见”。我粗粗看过，并就某些自己感兴趣的段落认真阅读后，我真的有话要说。
    张伟，是这里的社长，在《华夏时报》时他就是我的领导。他给与会者介绍我，说我有两点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一个是《华夏时报》部门主任竟聘时，我报了名却没有在竟聘的时间赶到竟聘现场，原因是孩子生病了。后来他们问我“部门主任和孩子生病哪个重要时”我选择了后者，的确，部门主任我不当也有别人当，而家里的事要比单位的事重要。这点给张伟社长以深刻的印象。后来，中国现行盲字和双拼盲字的发明人黄乃先生去世，我写了长篇报道发表在《北京青年报》，引发出一些波澜，且不说了。
    但是那时候张社长并不知道我母亲和弟弟都是盲人，我从小生活在一个主要由盲人组成的圈子里。一直到2005年中国盲文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向天而歌》盲文版，他到这个社担任了领导职务，才对我这个他的老部下有了更多的了解。
    张社长介绍了我，就建议我谈谈自己对《任务书》的感受，于是我陈述了对这个“研究所”的期待与对这个《任务书（草稿）》的失望。
    首先，盲人文化研究所，不是盲文研究所。盲人比盲文来得宽泛，盲文内部的事情怎么可以和盲人丰富的生活相比呢？如果把盲人文化研究所界定为对盲文的研究，那像我这样的人就没有了兴趣。我以为，盲人文化研究所是向明眼人讲述盲人这个独特的群体所承载的文化信息，是个文化概念；而盲文仅仅是盲人之间交流的手段之一，是盲人接受人类文化成果的重要手段之一，是个技术概念。盲文很重要，盲文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但是不是“盲人文化研究所”的重要任务，或者说其所占比重不能大到让人感觉出这个研究所就是研究盲文的。
    其次，盲人文化研究所，不是一个盲人资料库。搜集和整理资料、情报很重要，是研究的基础，但是，“研究所”“情报所”“资料处”总还是有区别的吧？没有学术使命，没有学术方向，没有学术人才，没有学术经费，没有学术课题，没有学术手段，没有学术会议，没有学术成果，这些要求都没有，算什么研究所？
    再次，《任务书》参与性差、操作性差。我认为，盲人文化研究所不能脱离盲人的实际生活、学习、工作。不干预盲人的生活，没有盲人参加与合作的机会，这样的研究是不是空中楼阁？它怎么服务于盲人？
    最后，《任务书》任务太分散，没有工作重点。一个研究所也不能囊括天下和盲人有关的所有领域，把任务定得太大、太全。任务多而又没有完成的能力就等于没有任务。结果是三年五载过去了，《任务书》还是《任务书》。同时，研究所也不能满足于机关一样的办事风格，将表格发放到全国各地，报上来100多个研究员。但是100人里面有没有10个人真正具备研究能力？将来可能出研究成果？所以，研究所的工作任重而道远！
    总的印象说完，我还愿意谈些具体的意见。《任务书》说编撰《中国盲人史》，有人就建议写成《著名盲人成材史》，而我恰恰认为研究所搞《中国盲人名人录》是降低了自己的学术品位。《任务书》说研究“盲人心理学”的提法我也不赞同。我们真正理解了盲人没有？是否可以考虑将二者结合起来，写成一部《中国盲人信仰史》或《中国盲人思想史》？
我觉得盲人是研究所的研究对象，但不是研究所的病人。《盲人心理学》研究盲人的心理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上帝没有给盲人光明就把与光明有关的心理也拿去了，这不需要研究。但是在他们自己的世界里，有他们自身的优势，他们在数千年与明眼人打交道的过程中积累了经验，形成了独特的认识和感知世界的方式与方法。我们说有的盲人出色，但是我们知道他们出色的规律吗？我们说有的盲人值得敬佩，那我们为什么敬佩他们？所以《信仰史》或《思想史》比空泛的《中国盲人史》或以矫正盲人心理为目的的《盲人心理学》具有更高的学术价值，也是更人道地关心盲人。
    在这之前，我愿意承担《中国盲人音乐史》和《黄乃传》两个课题。但是参加会议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中国盲人信仰（思想）史》是可以由像这样的人完成的。
    关于盲人的音乐话题，我已经写过《向天而歌》。在研究和呈现太行山盲艺人的基础上，我愿意关注中国盲艺人的历史与现状。同时，如果现在条件不成熟，或者我的时间不允许，我也可以写成一本《当代中国盲艺人的生活与艺术》，类似田野考察、长篇纪实，兼容新闻、文学与学术的著作，全面而立体地展现中国当代盲艺人的状况，为下一步写作《中国盲人音乐史》积累经验，积累资料。
    没有想到的是，我的连珠炮式的谈话居然在这个规模不大的会议上赢得了掌声。我一再声明我的火药味太重了，但是张社长还是觉得我的看法与他的基本思路是吻合的。虽然我说得重一点，但是恰恰可能更有利于《任务书》的修订，开阔《任务书》拟订者的思路。
    但愿如张社长希望的那样，通过研讨，盲人文化研究所能更快吸纳更多的社会资源，占领中国盲人文化研究的高地，在中国率先走出盲人文化研究的“盲区”，为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和人道主义做出贡献。
                                二○○六年十二月二日星期六22时1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