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日晚上8点半，亚妮第一次在中央电视台公开了她即将导演的电影叫《桃花红杏花白》。这是一部描写太行山上一群盲人艺术家的小成本制作。因为这个电影是写太行山的，所以我电话通知了不少人看。而这时候，亚妮正在积极筹备她的电影。
    亚妮想利用这个机会说好自己的电影，可惜，她说的没有我想象的好。

 

    《艺术人生》邀请的主持人是在无数的主持人中精选出来的25个，虽然我不认为这25个就囊括了所有精华，但是，能进入这25个，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25个之外，我个人曾经还很喜欢刘璐，现在是堕落得一塌糊涂了。另一个非常好的主持人王刚，可能是另外挑着一担子事，所以不在其中。
    25个都是谁呢？中央电视台：水均益、王志、王小丫、白岩松、朱军、张斌、张越、李咏、陈铎、倪萍、崔永元、敬一丹、董卿、撒贝宁、鞠萍；湖南电视台：李兵、汪涵；北京电视台：元元、徐滔；上海东方电视台：曹可凡、袁鸣；上海电视台：叶惠贤；浙江电视台：亚妮；阳光文化基金会：杨澜；重庆电视台：韩咏秋。另外还有三个是杰出贡献大奖，他们是赵忠祥、沈力、宋世雄。

 

    这其中亚妮的名气是最小的几个中的一个，因为她在浙江台而不是中央台，她的节目是一周一次而不是一天一次。但是，亚妮却是唯一和我熟悉的一个。尽管王志拿着我写的《宣科神话》与宣科《面对面》，我想我的文章对他的那次出色的采访是有帮助的，但是我与他并没有私下的来往。
    一次在年轻歌手张燕的新专辑发布会上与朱军相遇了，那时《艺术人生》正在播朱自清、冰心的孩子讲述父亲、母亲的故事，我便建议朱军做一期沈从文的儿子说父亲的节目，因为我采访过沈龙朱和沈虎雏，我知道他们能说出许多感人的故事来。朱军当时表示很有兴趣，于是我把自己的电话和沈从文两个儿子的电话给他，他把纸片塞进西服的内袋里，说要与编导商量后与我联系，却也就从此没有了下文。
    后来《艺术人生》的一个编导叫胡双的约过我，却不是因为沈从文，而是为了王向荣。我把自己知道的王向荣的故事讲给他，把自己写王向荣的文章传给他，他就给了我几百块钱稿费，并把我算做了那期《艺术人生》的“策划”。真的录节目的时候，胡双给我电话，说我可以去现场。我问“现场有没有要我做的事”，他说没有了。于是我就没有去。不过那期节目看了，我建议在现场做个炕，让王向荣盘腿坐着唱，他的乡亲围着。后来他们考虑成本，偷工减料没有达到效果，但节目不难看。
    我和王小丫、张越同台演出过。我讲述了太行山盲艺人的故事，并演唱了弟弟刘红权最拿手的《谁说是桃花红来》。那是我们出版社组织的活动，我说我写的《向天而歌》，王小丫、张越则被邀请来朗诵刚刚捧得茅盾文学奖的张洁的《无字》。因为我喜欢张越的文字，活动后我问张越有没有现成的书稿或写书的计划？张越说没有，现在主持人扎堆出书，她不愿意。
    北京电视台的元元在我身处太行山中的桐峪中学教书时，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读德语。我的朋友老愚把她和我的散文编辑在了一本叫《上升——当代中国大陆新生代散文选》中。于是我在太行乡下就读过元元的文字：“但你会从六十岁开始天天蜷缩在公园的某个角落里想我，想得很苦很苦。你会从骨子里承认，我是你一生中最值得怀念的一个。那时的你面容枯槁，穿着寒碜的衣服。”

 

    亚妮是从采访左权县盲人宣传队我才开始与她接触的。之前，她来北京拍摄田青，田青喊我过去，那是我和亚妮第一次在一起。我在几个人的范围内讲述左权县盲人宣传队的事情，田青给亚妮讲述他自己的传奇，不知道是杨铭还是小黑中的一个比较认真地听了我讲的盲艺人的故事，他们中的一个只是说：“这个有意思。”
    后来我再次把盲艺人推荐给田青，田青要带盲艺人来北京，于是亚妮就安排了拍摄，于是有了非常轰动的节目《向天而歌》。
    亚妮说太行山上还有什么好选题？于是她继续做了《翻过山是孔家庄》、《十九岁的山水》。交往中亚妮突发灵感，说我和我弟弟的故事也满有意思，于是拍摄了《弟弟的歌》上下集。
    本来我把左权县炕围画推荐给她的，但是被采访的人不合适，没有做成。于是我想到了侯恺，一说，果然可以。亚妮从左权县直奔北京拍摄了《侯恺与荣宝斋》。
    后来亚妮问我，北京还有什么选题？于是我推荐了我曾经采访过并且有意思的人物，亚妮几乎都做了。比如徐铸成的儿子徐白仑（盲人教育家）、茅以升的女儿茅于燕（特殊教育专家）、徐肖兵侯波夫妇、国立音乐院少年班的孩子们等等。

 

 

    亚妮来北京录制《艺术人生》时我还和她见过面，录制间隙我陪她去田青老师家一次。那次见面田青身体不舒服，家里却是一个人。亚妮说：“我来照顾你好了。”我很不屑，我说：“你根本就不如阿姨照顾家周到！”大家都笑了。说到录制《艺术人生》，她说她想利用这次上《艺术人生》的机会给自己筹备的电影《桃花红杏花白》做宣传。其实，在上海的颁奖典礼上她已经宣传过一次了，但是她觉得宣传似乎还不够，于是就再次说她拍电影的事。
    亚妮到太行山拍摄了两次盲艺人，她自己又写了电影剧本，她当然能够说好。其实，她说的是我身边的事，但每一次她和我说起她关于盲艺人的感受，我都会不禁落泪。其实，她说的是她的理解、她的人生感悟。即使给她一个小时的时间，她也有话要说。
记得一次陪她走长途，几个小时的时间在车上，她讲：如果早十年明白就好了。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当电视节目主持人，有事半功倍的效果，你付出的不多，却得到了很多。过去她很满足于人们的夸奖和奉承，上公车，逛商店，被观众认出来，心理很满足。但是，现在意识到，这些都是虚的，实实在在的可以传之后世的作品没有。于是她萌生了拍摄电影的想法。
    在做电视之前，亚妮学过画画，是专业的京剧演员，主演过电影《丹凤朝阳》《点燃朝霞的人》，著名导演苏里对她的人生道路产生过不小的影响。在1984年拍摄《点燃朝霞的人》之前，她在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剧组，是从那个剧组跑出来上了太行山的。
    1984年第一次上太行山，到2002年她再次上太行山，已经过去许多年，过去是别人拍她，现在是她拍摄别人。她从一个少女成了一个浪迹天涯的游侠。
    我问亚妮：“如果你当时演了《红楼梦》，影响会不会比现在大？”
    她说：“那说不好。再说，当时有拍摄电影的机会，我没有理由不放弃电视。但是做了许多年电视之后，依旧发现电视原来也是速朽的东西，只有电影和长篇小说可以留存下来。”
    “所以你想做电影了？”
    “是的。”
    说她执导的第一部电影，我相信亚妮能说好，所以得知节目将要播出的时候，我电话通知了很多朋友。结果，整个节目看完，我觉得亚妮没有发挥她应该有的水平。

 

    亚妮如果一出场就说：“如果我1984年不选择电影而选择了电视，我就很可能早就在《艺术人生》做客了，那是《红楼梦》剧组20年后再聚会。”这样所有的主持人会吃惊一次！
    她选择的“困惑”也莫名其妙，她不知道什么是“主持人”，然后说上了太行山人们叫她“亚记者”。其实，她自己应该有答案才好。如果自己不知道说什么，干吗好要说呢？
“感动”就应该讲讲自己在20年的采访中是怎样被一次次感动的，但是她没有这样做，而是直接说要拍摄一部电影，“自己编剧自己导演”，她强调的是这不8个字，而不是拍摄电影的理由。
    她觉得自己说了这句话，自己上《艺术人生》的任务就完成了，没有想到还有王小丫的问题在等着她，这是她毫无准备的。所以问到“生活中需要什么帮助的时候”，她说“没有男孩子爱我”，太随意了。
    在名嘴云集的场合，亚妮没有散发出应该有的光彩。她算聪明人了，可聪明的女人在什么情况下会变得不聪明呢？
    （一）在功利的场合，目标又太明确的时候；
    （二）想表达感情，又把感情场忘掉的时候；
    （三）想表现自己特聪明机灵的一面的时候。
    她想把自己拍摄电影的事情告诉大家，要营造一个场，就像同一场合水均益说父亲的病营造的“情”场，徐滔说自己的选择营造的“理”场。亚妮把《艺术人生》搞成自己的新闻发布会，既忘记了说“艺术”，也忘记了说“人生”，她的话显得苍白而没有感染力。
    但是，我是被她说起盲艺人的时候感染过的，我相信她能说好，可惜，昨天晚上她没有说好。即使这样，她的电影依旧值得期待，那个电影叫《桃花红杏花白》。今年冬天太行山下了雪以后，她去那里拍摄第一组镜头；明年春天满山的桃杏花开了的时候，她还要去那里拍摄其余的镜头。
    亚妮拍摄的是我熟悉的人群，一群苦的人。昨天我弟弟刘红权在上武村用手机听了县城家里电视机转播给他的声音。今天他和他的盲人兄弟从三里庄上温城，他们坐车了，却走了整整一天。因为路上堵，他们一天没有吃到饭……

                                   20:19 2006-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