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大阳底下》，长篇小说，罗伟章刊物：《大家》2011年第5期

　　邱华栋

　　海登·怀特说：“历史是一种话语。”

　　罗伟章在一片故纸堆里搜集着历史废墟里传来的声音——黄晓洋的日记、杜芸秋的访谈、父亲的来信、“我”的独白、不断跃出的新的来访者……尽管罗伟章自己否认这是一篇历史小说，但以个人经验追溯和寻找真相的过程不正是在补全以数字构成的公共历史么？叙事即呈现，呈现即意义，《太阳底下》的最大意义或许就该在此。同样是重庆大轰炸，同样面对看不到的敌人，触不到的飞机，满江浮尸，轰鸣四起，编导《记忆之城》徐萌用周家人的命运投射出了一座在炸弹与残垣中浴血重生的英雄城市，而罗伟章借历史学家的声音撞击公共话语的壁垒，用“个体细节”重塑了“历史全景”。

　　在重庆大轰炸的废墟里，这些个体的声音围绕着历史学家黄晓洋的“选择题”开始辩论——在南京大屠杀里，日本兵到底是在杀死曾祖母前叫了她一声“奶奶”还是愉快的一枪打穿曾祖母的头，在她背上踩了一脚。从南京到重庆，从重庆到青岛，青岛到长崎，黄晓洋就这样带着显微镜把历史的细节拉到阳光下曝晒。他沉迷于曾祖母的死亡细节，所以热衷考察历史的细节。他让人想起了导出《南京！南京！》的陆川，他们执着的都是同一件事——在最惨烈的历史细节中考证人性，即只要日军枪杀曾祖母和推动投弹杆之前有过犹疑，就证明人心还有另一种可能性。

　　罗伟章对这个小说灵魂人物的处理是高明的。在不断滚动的叙述视角里，历史学家黄晓洋对细节的追问又招来了新的谜团：抗战时期，父亲和大伯共同爱着的女孩安靖突然消失，再无音信。小说的高潮是黄晓洋死因的揭秘。这个由最庞杂的“声音”拼贴完整的自杀动机使南京大屠杀、重庆大轰炸及日本广岛长崎的核爆景象重叠在一起，更使两个秘密爆发于一处。“杀死”黄晓洋的底牌竟然是安志薇的身份之谜。原来一直被黄晓洋视作曾祖母的李教授之妻，那个每年8月穿着旗袍到河边烧信哭诉的安志薇竟然就是安靖，而父亲当年在青岛海边邂逅的安靖竟然是个日本人！1954年8月安靖突然消失的原因是爱人兴奋向她描述长崎核爆。到这里，执意要在历史里考证人心的黄晓洋是非死不可了。他关于曾祖母遇害的幻想被井上安子（安靖）解构了，他的历史信念被曾祖父的化身李教授解构了，命题回到最初就成了——“如果地上是个日本女人那么她就该死么？”“是的，她该死。”黄晓洋如是说。

　　《太阳底下》的内核情绪是寻找祖先的冲动，但张力却来自寻找过程中对寻找的“信念”的解构。就像黄晓洋越是追问细节，考察人心，他就越是接近人心的幽暗。作者“处死”的不是历史的细节，是沉迷细节的黄晓洋而已。废墟里在不停地争吵，当一种声音最终连自己也说服不了的时候，便只能回到静默之中——黄晓洋投长江而死，变相返回南京，即是由死亡返回生命起点的隐喻。

　　真正的好作品当具有撞碎人心的毁灭力，即使它带来了灵魂的审判和精神的剧痛。罗伟章把历史的裹尸布曝露在阳光底下，唤醒了整个人类的精神创伤——从南京到重庆，从细节到数字，演绎的都是一句话：“听，废墟里传来的，带血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