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刘勰来评论顾彬

──《文心雕龙》“古为今用”一例

黄维樑

(台湾佛光大学 文学系，台湾 宜兰)

摘要：德国汉学家顾彬自1986年以来，多次发表言论炮轰中国当代文学。论文假借刘勰的语气，运用《文心雕龙》中的文学观点和中外文学史上的实例，对顾彬的言论逐一作了反驳，肯定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成就及影响。

关键词：刘勰；顾彬；炮轰；中国当代文学；《文心雕龙》；反驳

 (一)

　　德国“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①]，不“顾”中西共尊的“彬”彬有礼的美德，去年十二月在“德国之声”接受访问时，炮轰中国当代文学，说中国当代作家的“外语和母语都不行”，说卫慧等美女作家的作品是垃圾，说“中国人根本不给他们自己的文化和文学什么地位”[②]。我看了报导，一笑置之。

　　今年三月下旬，在北京的“世界汉学大会”上，“顾”调重弹：他直斥“中国没有当代诗歌”；“所谓的中国当代诗歌，是外国文学的一部份”；“四九年后的文学，除中国史外，外国人基本上都不谈”；“如果一个作家不掌握(外国)语言的话，他根本不是一个作家”[③]。我看了报导，二笑置之。

　　回顾一下顾彬，他的论调至少是二十年不变的。1986年在德国莱圣斯堡举行的中国当代文学会议上[④]，面对着夏志清、刘绍铭、李欧梵等同行，及其同胞德国汉学家马汉茂(Helmut Martin)，面容常带愁郁的中年人顾彬说：除了郑愁予，没有任何其他人的诗能感动他。在座的人多研究小说，听到顾彬这样的“读者反应”(reader’s response)，都没有什么反应。八年之后，在苏州大学，在海峡两岸三地的学者作家如贾植芳、古远清、余光中、张晓风、思果、樑锡华等参加的中国当代散文研讨会上，“耳顺”之年的顾彬，愁郁地斥责说：中国当代文学都是垃圾。我在场，听此惊人之语，耳朵大感不顺。我发言表示愿闻其详，古远清也发言请他拿出证据。顾彬笼统地胡扯几句，顾左右而言他。

　　由此看来，顾彬的垃圾说已延续了十余年。多年来，我每一次看到报刊或网络上顾彬的照片，发觉他总是剑眉深锁，一副中年或后中年(而非少年)维特烦恼忧郁的样子[⑤]。我想，顾彬这位研究、翻译中国20世纪文学的学者太可怜了，日日对着这些垃圾，臭气冲天，怎样快乐得起来？[⑥]

　　对顾彬在“德国之声”和汉学大会上的话，我只能一笑、二笑置之。不料最近学校博士班一位同学，上课时向师生派发一份剪报，标题是《德国汉学家：中国作家被称嫖客》[⑦]，内容是三月下旬顾彬在北京发表的、上面引述过的言论。这位博士生希望我和大家讨论顾彬的说法。

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这是大学之道。孔子如是说，苏格拉底会同意的，博学慎思的刘勰亦然。刘勰曾梦见孔子，他手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⑧]。我近年研读《文心雕龙》[⑨]，也曾梦见它的作者：刘勰在天上的文心阁、雕龙池[⑩]，与《文选》的主编昭明太子等为友，常常煮酒论文、品茗说艺，对凡间的文学一直在关注。海通以来，更兼顾泰西的文事。九年前钱锺书(1910-1998)也到了文心阁、雕龙池；镇江和无锡两位大批评家[11]，一古一今在天上相遇，相重相敬。我于是告诉班上的同学，在你们对顾彬各抒己见之后，让我请刘勰先生来作个评论。刘先生欣然下临凡间，向大家发表以下的意见。

(二)

　　顾彬先生表示过只有郑愁予的诗能感动他，这是他的“读者反应”[12] ，我们必须尊重。然而作为教授，顾彬就不能纯情、纯主观了。须知道，读者的性情、爱好各有不同，有慷慨的、蕴藉的、浮慧的、爱奇的，我在《知音》篇对此已有表述[13]。文学教授授业、解惑，应该力求客观地阐释、评价，不宜“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合我胃口的就大力赞扬，不合的就咒骂唾弃)[14]。顾彬先生1995年当上了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其学术的恩泽，将波及各地。德国强调理性的美学家、文论家辈出，为贵国莘莘学子讲授汉学中的文学，怎能不像康德一样作理性的评价？你不理性，我就要请康德批判你的“判断力”了。

　　说这个中国作家的作品是垃圾，那个又是垃圾，顾大教授啊，你那双忧郁的眼睛是金睛火眼，是安诺德(Matthew Arnold)说的“试金石”(touchstone)[15]，一看就看出来？安诺德要评价作家的高下，战战兢兢，甚至寝食难安哩！请你想一想：

麒麟和獐，凤凰和野鸡，都有极大的差别；珠玉和碎石块也完全不同；阳光之下显得很清楚，肉眼能够辨别它们的形态。但是鲁国官吏竟把麒麟当作獐，楚国人竟把野鸡当做凤凰，魏国老百姓把美玉误当做怪异的石头，宋国人把燕国的碎石块误当做宝珠。这些具体的东西本不难查考，居然错误到这种地步，何况文章中的思想情感本来不易看清楚，谁能说易于分辨优劣呢？

以上是我一千五百年前讲过的话，写在《知音》篇里[16]，怕你看不懂原文，所以用了《文心雕龙》之友牟世金的语体翻译。唉，“形器易微，谬乃若是；文情难鉴，谁曰易分”？钱锺书夫人杨绛女士，就曾谦虚地说，她“缺乏分别精华和糟粕的能力”。世金兄十多年前来到天上，常常与我在文心阁聊天，即使是摆龙门阵，因为是“雕龙”啊，我们都不信口月旦，而是同安诺德那样认真。

　　安诺德最近这一年，一直在勤学中文。他的前辈麦考莱(T. B. Macaulay)在维多利亚女王治下英国全盛时期，把梵文和印度文学践踏到体无完肤[17]，当年几乎要认同麦氏的见解。近年看到孔子学院愈开愈多──这是21世纪的孔家店，几乎要赶上“日不落”的英国文化协会和歌德学院的数目，乃不敢轻忽，从《诗经》读起，原文、语译、韦理(Arthur Waley)的英译一起来，劲力十足。读到“窈窕淑女”一语，大呼过瘾，说：原来好莱坞的My Fair Lady中文片名，就是这样来的。

　　作家学外语当然是好的。21世纪的安诺德在天上的雕龙池边学中文、读《诗经》。一百多年前，他没有学中文；那时，中文这背后有数千年历史文化为靠山的语言，对他来说也是重要的外语啊！华兹华斯、柯立基、拜伦以至20世纪得诺贝尔奖的艾略特[18]，哪一个英国诗人学过中文这种外语？贵国的文豪歌德，鼓吹世界文学的，可曾学过中文这种外语？一直至诺奖得主葛拉斯(Günter Grass) [19]，贵国现代作家可曾学过中文这种外语？我国的屈原、陶潜、杜甫、苏轼、汤显祖、罗贯中，当年也没有学过拉丁语英语法语西语义语或者你们的德语。

　　歌德十分推崇莎士比亚，而英国这位国宝，英国人宁可失去印度也不能失去他的[20]，懂什么外语？莎翁的同代晚辈班'姜生(Ben Jonson)誉他是“时代的灵魂”、是“爱芬河可爱的天鹅”，说他“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的世纪”[21] ；然而，既写西泽大帝遇刺，又写意大利俊男美女殉情的莎翁“不大懂拉丁文，更不通希腊文”[22]。

　　我正在西西牙牙地学西班牙语，切切德德地学德语。歌德鼓励人学外语，说这样等于屋子里多开了窗口，可以把世界看得更清楚。然而，懂外语与否，懂得的外语的数目多寡，和作家的成就没有必然的关系。难道在纽约联合国做翻译的，一旦写诗写小说，就可以获邀至斯德哥尔摩领受诺贝尔奖？经过反右、文革等劫难，现在中国大陆的多数资深作家，除了或略识俄语、英语的“之无”、“也斯”(yes)之外，外语能力的确不高强。当然有例外。成都的流沙河，文革时磨练英语；北京的王蒙，四十多岁到了美国爱奥华之后才发奋忘食学英语。他们的外语能力虽然比不上香港的黄国彬[23]，却是认真勤奋地学习过外语的。你批评中国作家外语不好，更说他们母语也不行。这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 (考一考你：这句话出自何经何典？) 。你竟然有胆量作此评断，你的汉语好到什么境界？高高在上？当年德意志国王威廉二世宣称：“上帝安排了我们来支配和统治所有的民族！”后来就有了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有了纳粹。你似乎已有威廉二世至高无上的权威了。

　　我虽然研读佛典，尘世晚年还出家，却一生服膺孔子。孔子劝导人：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传道授业的顾教授，你不也应该这样吗？你说“所谓的中国当代诗歌，是外国文学的一部分”，你说的是北岛那一群从“朦胧”崛起的诗人吧！把这类中华现代主义诗人的中文书写译成英文德文，的确与英国德国诗人的作品少有差别，甚至没有差别。然而，邵燕祥、流沙河等等的诗，中华色彩很浓。余光中的诗，更是如此，而余光中不是中国诗人吗？邵燕祥1980年代的《沉默的芭蕉》这样写：

芭蕉/你为什么沉默/伫立在我窗前/枝叶离披/神态矜持而淡漠//从前你不是这样的/在李清照的中庭/在曹雪芹的院落/你舒卷有余情/绿蜡上晴光如泼/

这怎么会是外国文学的一部分呢？其实，说中国当代诗歌不像是中国人写的，代有其人。1970年代关杰明这样说过[24]；1990年宇文所安(Stephen Owen)也这样批评过北岛[25] (今年三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诗评论》又在议论此事了)。唉，从关到宇文到顾先生你，所说不无一点道理，却是以偏概全，是“信伪迷真”，正如我在《知音》篇里所说的。

　　顾彬教授你又说什么“外国人基本上都不谈”中国当代文学，“中国人根本不给他们自己的文化和文学什么地位”，这也与事实不符。1980年代北美汉学家如杜迈可写成专著Blooming and Contending论中国当代文学，贵国的马汉茂不也是这样吗？其他例子当然还有很多。高行健、哈金的小说就有很多人在谈，虽然重视的主要是作家政治上的异议性。最近，韩国推出中国当代小说系列，据说甚受欢迎。你虽然已“发苍苍”，抑郁的眼睛还不至于像韩愈说的“视茫茫”而成为朦胧学者吧？西汉末年的楼护，信口胡诌，说什么司马迁写书，先咨询东方朔，结果被有识者耻笑。才学不足，而误信传言、不明真相，这就是楼护。我在《知音》篇把他修理了一番[26]。顾彬教授，请不要做楼护二世！1996年王蒙访问波恩大学，你接待他，还为他主持了一场朗诵会。如果你们对中国当代文学不屑一顾，顾先生啊，那时你岂不伪善至极、痛苦至极？我将和昭明太子合作，编辑一部新《文选》，名为《二十世纪中国文选》，我亲自撰写长篇导言；出版后，送你一部，让你学习。

　　我在《辨骚》篇说，“将核其论，必征言焉。”做学问必须慎思明辨，必须讲证据。贵国的哲学家早就这样主张了。贵国的黑格尔先生，昧于中国语言文字，肆意诋毁中文。博学的钱锺书，在其《管锥编》的卷首，就向他开炮。黑先生在光明的天上，对此事至今哑口无言，终日黑口黑面。不要“信伪迷真”啊，要“积学以储宝”[27]啊，要观千剑、操千曲啊，要“平理若衡，照辞如镜”啊，我在《知音》等篇里说得声音都哑了。顾彬先生，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吧。我和钱锺书天天在文心阁、雕龙池相见，小心他用《围城》笔法把你写进这本讽刺小说的续篇。

2007年5月初稿，10月下旬增订

                                             于台湾佛光大学

[作者简介]

黄维樑（1947-），广东澄海人，香港中文大学一级荣誉学士，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博士。历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讲师、高级讲师、教授，美国、台湾、大陆多所大学客座教授。现任台湾佛光大学文学系教授。

收稿日期：2007-1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