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周刊》访谈录：

　编者按：他们是不同风格的城市题材作家，他们分别从新疆来到北京，从福州来到北京，从深圳来到杭州。他们写出了现代人与城市之间的相互依赖与相互伤害。纵然对现实中的城市有千般埋怨，他们迷恋的题材、故事和全部的人间喜剧毕竟都在城市里发生。

　　邱华栋版城市

　　城市把人变成它的血肉

　　邱华栋很早就写过《沙盘城市》、《颤抖的

　　城市》、《城市战车人》等小说。他在新疆出生，武汉读大学，大学毕业后来到北京，一下子就在北京呆了10多年。他说对北京的感受一直在变，学会忽略种种不便，享受它能给予的一切。但跳出个人的生活，他对城市与人的关系却是极其悲观的，他说：“城市正在把人变成它的血肉，而人们正在义无反顾地走向异化的生活。”

　　《新周刊》:喜欢北京吗？

　　邱华栋:这是一个大而无当的城市，不太适合生活，交通不便，大量的灰尘和沙尘等等，但对一个作家来说，它还是有足够的吸引力的。这里有大量的信息、演出、聚会，有文化界的各种活动，还有我很多的朋友，朋友也是我之所以在北京呆下去的很重要的理由。到了北京，没过两年，所有的人都成了北京人。北京有一个优点，不以挣钱作为衡量人的唯一标准，有很多层面，有很多种活法。

　　《新周刊》:你对城市塑造得最成功的作品是哪一部？

　　邱华栋:1999年，北京到处大兴土木，我那时正当记者，写了一本《城市地图册》的随笔。2000年，小说《花儿花儿》写了北京网络大潮时一些人的生活状态，大部分时候，城市在我的小说中是一个故事的背景，当然，小说中会写到很多的城市。

　　《新周刊》:你怎么看待城市呢？

　　邱华栋：城市应该给人提供实现个体生命价值的基础，每个人都在这里寻找属于自己的场。我曾经在一个月里见了一百多位作家、评论家，我很难想象在别的地方能够这样。

　　《新周刊》:对城市厌倦过吗，想过离开吗？

　　邱华栋:在北京，生活非常不方便，一旦离开又觉得很想念；去到再好的地方，呆不了一个星期，又会想回北京。尤其是当你安了家后。

　　《新周刊》:有没有过一段时间离开城市的经历？去了哪里，多久？

　　邱华栋:有一次，我到新疆一个哈萨克族聚居的地方呆了一、两个月，每天就是去放羊，躺在草地上看看书，想象着自己就是一个牧羊人，很自在，很快乐。

　　《新周刊》:我们的城市最大的问题在哪里？

　　邱华栋:问题有很多方面，比如城市的建设。北京的城建是很大的败笔，城墙被拆掉了，不断地弄新的东西，新的东西很快又变成旧的。中国人太喜欢除旧迎新，其实首先应该做的是把旧的东西保存好。一个城市在视觉上会给人的心灵造成压力。走在北京的街上，你会看到很多奇怪的建筑，有的像土地爷戴着瓜皮帽，有的像太师椅，有的像土地庙，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你权力的压迫。到了广州，高高的尖细的建筑物是来自商业的压迫力；而深圳有很多高楼都镶着金黄色的玻璃幕墙，看上去很俗气，这是金钱的压迫。城市里的人正在不断走向被城市异化的过程。我去日本的时候，整天在街上溜达，那里很干净，很有秩序，但我觉得那里的人都有问题，看着他们整天忙忙碌碌，但人都躲进自己的内心，压抑，孤独，但不会诉说，只好下了班去声色场所，或者拼命打游戏机。

　　《新周刊》:可是干净的、有秩序的城市往往会被视做文明的标志？

　　邱华栋:我有一个朋友从新加坡回到北京，看到街上有人大喊大叫，他很高兴，觉得这才有生活气息。他觉得新加坡那种人为的整洁、有秩序对人是一种压抑，是虚伪的、病态的，其实有的时候，被看做文明的过程也是异化的过程。现在我们还能看到一些个性的喧哗，但渐渐地，城市会让人不断地异化。

　　《新周刊》:这种异化是可逆转、可缓和的吗？

　　邱华栋:城市具有巨大的物的属性，人创造了城市，但个体生命渐渐变得无能为力，生活被城市主宰。工作在市区，住在郊区，每天花几个小时在路上。城市就像机器，吃掉人，把人变成它的血肉。好莱坞的很多电影描述人被机器统治，这是对人的生存状态的一种思考。城市的钢筋水泥是没有亲和力的，而人和没有生命的东西朝夕相处，就像是在慢性自杀，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像待宰的兔子一样，不知道自己的命运，或者知道也无能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