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也被称为华夏文明，这里面的“夏”便是指中国古代第一个朝代（夏朝）。后来华夏部落吸收了同边的巴蜀、荆楚、百越诸部落，汉民族开始形成，于是“华夏”这个称呼逐渐成为汉民族的别称。
夏朝（约公元前2070年-约公元前1600年）是中国史书中记载的第一个世袭制朝代，但是，除了文字记载，4000年前的夏朝却没有留下任何证明其存在的证据，考古学家们却始终证明不了夏朝的存在，直到中国考古界发现了洛阳二里头夏都遗址，一切终于迎刃而解……
位于河南偃师境内洛水南岸的二里头文化遗址，其年代约为距今约3800～3500年，是经考古学与历史文献学考证的最早王朝——夏朝的都城遗存，是同时期规模最大的都城遗址。
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是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早的“核心文化”、最
早的广域王权国家。二里头遗址被誉为“最早的中国”，是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具有诸多方面的重要价值，对研究华夏文明的渊源、国家的兴起、城市的起源、王都建设、王宫定制等重大问题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1988年该遗址被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批重点六大都邑之一。
正因为这些原因，此次洛阳之行，我便特意安排了参观二里头遗址的行程，作为华夏族的一份子，必须去探寻埋藏在那里的关于最早中国的历史密码……
二里头夏都遗址位于都市郊外的旷野之上，时至今日四下依然略显荒凉，完全是一幅乡野景象，只是如今在遗址之上建成了一座崭新的考古博物馆。
从博物馆的侧面望去，只见一座外观为紫铜色的低矮的四方形状的建筑，孤伶伶地坐落于一处略高于四野的小台地上，据说正是眼前这毫不起眼的小台地，让这座遗址避开了数千中历次大洪水的危害。
我没有着急进入馆内，而是绕着小台地四下打量着眼前的这座博物馆：
博物馆的四周地平上被分割成许多四方块，了解考古的都知道这是田野考古的一种工作方式叫“探方”，据说二里头遗址仅发掘了很小的一部分，或许这些“探方”下还隐藏着更大秘密……
由于台地与四下的地势关系，眼前的博物馆建筑，呈现在天地之间，显得份外突出，那四方的外形更是令建筑显得端庄肃穆，充分彰显了华夏最早王朝威仪四方的气象。
从博物馆入口直至进入博物馆内部，我立刻发现眼前这座博物馆的设计颇为与众不同：博物馆内外采用了大量的，大面积的铜材料作为装饰用料，如博物馆的主入口处的前院及走廊全都是采用了紫铜色的金属饰面，原来，之前远观博物馆发现其呈现紫铜色竟然不是涂料的效果，而是真材实料的铜。更厉害的是博物馆内的挑高中央大厅，不仅四壁饰以大面积的紫铜饰面，其巨大的呈喇叭状的屋顶支撑结构大柱也完全是被一块块方形的紫铜所包裹……而在博物馆三层高处的室外观景平台上更是可以近距离的观察到这一区域的建筑外立面皆被一块块的长条状的紫铜饰面所覆盖……
作为经典紫铜，其表面泛红且光亮，伴随着外界温度，阳光和雨水的变化影响而夏都遗址博物馆则在紫铜板表面上进行了做旧和哑光处理让铜板看起来“铜锈斑驳”，散发出岁月洗刷的痕迹。让新遗址博物馆建筑传达“旧”感，展现华夏历史的不朽与时间的淬炼以及深刻表达中国历史的沧桑与厚重感。
如此大面积使用铜材作为博物馆的装饰材料，就算是在以展示青铜器为主的山西与陕西两座青铜器博物馆也未曾这样。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为什么会选用铜质复合材料作为装饰材料并如此大面积的使用？
这完全是因为夏朝是中华民族第一个青铜王朝国家，这里有中国最早的铸铜作坊和青铜礼器，选用铜材对凸显中国最早青铜器制造作坊和青铜礼器有历史意义。同时还展现了中国从古至今，在铜材料运用上的源远流长……
事实上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不仅仅是简单地选择了铜材料进行装饰，其铜饰的运用过程中更是彰显了二里头夏都遗址考古发现的文物的特色：
乳钉纹铜爵是二里头出土的罕见的夏朝青铜器，典雅高贵，器型舒展轻盈，被誉为“华夏第一爵”。中央大厅中形似“大喇叭”高达23米的支撑柱便是仿照乳钉纹铜爵造型设计的，通体以铜蜂窝板装饰，有棱有弧，循序渐进地向外舒展，将弧面这种艺术曲线的优美、流畅，展现得淋漓尽致。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镇馆之宝之一的“绿松石龙形器”的造型，也被隐藏在中央大厅正面的紫铜饰板之上，若隐若现、生动传神……
除了大量采用铜材料装饰外，我还发现，博物馆内外建筑上皆采用了大面积的夯土墙：在博物馆四周外侧的低矮挡墙都是夯土墙，而博物馆主体结构下层的外墙面也都采用了大面积的夯土墙面，估计其中夯土挡墙的周长度能创下国内夯土墙长度之最；博物馆内中央大厅的每一层楼面的内墙也都采用了面积巨大的夯土墙面，据说，整个博物馆的夯土总量有近4000立方米，为目前世界上夯土规模最大的单体建筑。
夯土作为最具当地特色材料的运用灵感来源于该遗址。夯土建筑自古有之，二里头遗址是土遗址，遗址的宫城内外也先后发现多座大小不同的夯土建筑基址。最原始材料——土、沙、石、水的最朴实、简单运用，打造原生态、肌理自然的夯土墙面，也让人有种追本溯源的意味，并更为真切体会到二里头遗址“最早中国”的原始、古朴、粗狂感。
参观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当然不是为了单纯来看博物馆建筑的，博物馆内的文物收藏与展示才是参观的核心，我的目的自然是通过参观而探寻到最早中国的历史密码……
从一楼的中央大厅处，首先参观的是第一展厅——“第一王朝”，这个展厅的入口非常有特色，以左右巨大的浮雕石刻为壁夹峙着一条通道，人行其间，仿佛便是穿越时空隧道来到数千年前第一王朝的时代。馆方特意用第二、三、四共三个展厅的体量来展示“赫赫夏都”的主题，特别是第二展厅以“国之大事”，围绕着二里头文化时期祭祀与战争这两件大事，集中展现了夏代的祭祀文化、酒文化、乐文化、鼎文化、玉文化、墓葬制度和兵器制度，陈列上则使用了二里头遗址历年出土的青铜、玉、绿松石、陶、石等精品器物。
位于二楼的第五展厅以“世纪探索”为主题，主要介绍了夏文化探索历程中六位先驱顾颉刚、徐旭生、赵芝荃、夏鼐、安金槐、邹衡的简要生平及其关于夏文化的重要学术观点。同时，以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两大国家学术工程为主线，向观众详细讲述了两大工程的成果及其中有关夏文化研究的内容。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都集中在“赫赫夏都”系列之中。
龙形牙璋：长48.1、中宽11.4厘米，全器由器身、柄、阑组成，造型精美，器型庞大，气势恢宏。阑部扉牙或表现张嘴的龙头及龙身。
牙璋作为二里头文化典型的玉礼器之一，仅为高级贵族专用。牙璋随着二里头文化的扩张，将王权礼制的影响辐射到南中国和更广大的区域。二里头牙璋传播的模式，反映出广域王权制度在东亚数千公里范围内的波及，也印证出二里头政权成为此广域政治核心的代表。
七孔玉刀：长60.4-65、宽9.5厘米，玉料呈墨绿色，局部有黄色沁；刀形扁平，呈肩窄刃宽的宽长梯形，两侧各有两组对称的扉牙；玉刀两面纹饰相似，皆以交叉的直线阴纹组成网状和几何图形；刀背处有等距且排成一条直线的七个圆孔。
这是迄今为止二里头遗址出土的最大的一件玉器，更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玉器珍品。
网格纹青铜鼎：通高20、口径15.3、底径10厘米，造型和纹饰风格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陶鼎形制一脉相承，但材质却是当时罕见的贵金属——青铜。
这是迄今为止我国考古发现最早的青铜鼎。二里头遗址青铜鼎的出现，是王权礼制萌生的象征。
乳钉纹青铜爵：高26.5、总长31.5厘米，束腰平底，三锥足细长，槽状长流，流折处有钉形短柱，腹部凸线列乳钉纹。其长流尖尾，清逸舒展，造型夸张，形态修长，极富美感，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青铜容器之一，被誉为“华夏第一爵”。
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此物出自高等级贵族墓葬。长16.5、宽8-11厘米，器身以青铜铸出主体框架，呈四角钝圆，略呈亚腰形，两侧各有对称环纽。其上以数百片绿松石拼合镶嵌出兽面纹，加工精巧，丝丝入扣，虽历经三、四千年无一松动脱落。出土时安放在墓主人胸部，从两侧有对称的穿孔钮可见，穿缀系于主人胸前，应作为沟通天、地、神、人等的重要载体。
绿松石龙形器：此物出自高等级贵族墓葬。龙长64.5、中部最宽处4厘米。它由2000余片各种形状的绿松石片组合而成，每片绿松石的大小仅有0.2～0.9厘米，厚度仅0.1厘米左右。龙身略呈波状曲伏，中部出脊。由绿松石片组成的菱形主纹象征鳞纹，连续分布于全身。龙身近尾部渐变为圆弧隆起，尾尖内蜷，若游动状。绿松石龙形器的龙首隆起于托座上，略呈浅浮雕状，为扁圆形巨首，吻部略微突出。以三节实心半圆形的青、白玉柱组成额面中脊和鼻梁，绿松石质蒜头状鼻端硕大醒目。两侧弧切出对称的眼眶轮廓，梭形眼，轮廓线富于动感，以顶面弧凸的圆饼形白玉为睛。此龙形器制作精美、技术高超、体量巨大空、形象复杂，为中国后世龙崇拜找到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
白陶斗笠形器：一组3件，直径分别为4.85、5.9、4.8厘米，高分别为2.18、2.85、2.44
厘米。和绿松石龙出自同一墓葬。正面似斗笠，背面螺旋形，中心有细小圆孔，每件与一个绿松石珠同出。可能同为墓主帽子上的装饰。
陶堆塑龙纹透底器：龙蛇形象在二里头遗址中多有发现，除了大型绿松石龙形器，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还有陶塑形象，龙的形象表明是社会上层所有。
参观了二里头遗址不仅为博物馆的建筑和馆内的展览所惊艳，更为重要的是我终于知道曾经所学的历史教科书中对夏朝的描述并非虚构，或许这便是考古对于历史与现实的最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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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9-30 09:5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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