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争年代，基于作战需要，一个指挥机关可以精简到的最小模式是什么？在西柏坡军委作战室，我看到的只有三张桌子：作战、情报、通信。就这么简单的一个机构，就指挥打赢了解放战争。从指挥部推进到战壕，一个士兵最基本的作战携行装备可能也就是三样：步枪、子弹和水壶。比这些更多的东西，都属于“衍生”之物。当然，那些“衍生”之物的滋生总有各种理由，因为一支军队不会总止步于最简约的模式下，在建设和发展的旗号下，机构的增设和装备的繁衍似乎永无止境。

如果在战争背景之下，无论怎样的“衍生”现象都无需过于耽心，因为有个自然筛选机制。比如《亮剑》中李云龙俘虏了敌军的一支军乐队，就送给即将走马上任军政治部主任的老搭档赵刚，因为这仍属对战斗力增长有用之物，也符合赵刚新职务所需要的“仪仗”，还不算太奢侈。但在和平岁月里浸泡久了，这种“衍生”现象就可能出现匪夷所思的结果。

前几年，我曾看过鲍威尔的自传《我的美国之路》、斯瓦茨科普夫的自传《身先士卒》，这两位都是越南战争时期的校尉级军官，后来又成了海湾战争的参谋长和战地司令官，自传主要围绕着他们的军事生涯来写的，虽说跟他们的前辈马歇尔、艾森豪威尔、麦克阿瑟的军事履历相比逊色多了，但大致还能看到将领传记应有的特征。而在我们相应的将领传记里，你可能看到的是一个从文书到将军的职场生涯，以及十几年如一日操办一场主题文艺晚会的幕后故事。问题是我军的机构中就有担负如此职能的将军编制，而且凭心而论人家干得确有成绩，你除了觉得有点怪诞外，真的不好说些什么。几年前，我曾在北疆的边防线走过一遭，看到有些连队的办公楼比内地一些团机关大楼都气派；在边境会晤互访之后，我们的军官笑话那边实在是穷，连营长的卧榻都是一米来宽的行军床。在“富军强边”这个语境下，这确实有令人自豪的一面，但稍微一琢磨就有点涩涩的滋味：因为这次访问就发生在那个被对方实际控制数十年的我国岛屿，经过双边谈判终于被分割出去一半之际。从边防回来的几天里，我脑海里都浮现着对面那个营长夜里躺在行军床上睡觉的情景，为这个画面做注解的是我们的一则成语：枕戈待旦。

作为一个在军事集团从事“文事”的人，我这些年一直有一种类似“原罪感”的身份焦虑。所以每次下部队看到训练、演习的场景，总有一种莫名的冲动和兴奋。这个心理逻辑剖析开来就是：我在上面写写画画的，其实本来的着力点应该在这里，但是扪心自问，还真不知道所做的那些事有没有帮上忙。在中国军事新闻史上，曾有萧乾、黄仁宇、穆旦、范长江、潘世征、魏巍这些前辈，他们都曾有过或长或短的军事生涯，多属于“观察员”角色，但他们的笔都发挥了枪的功能。黄仁宇的“少作”《缅北之战》，是他在中国驻印军总部任参谋时写的一系列战地通讯，当时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投到《大公报》发表，那些文章真是把军事、战争生活写得太地道、太专业了，难怪后来他在他的名作《万历十五年》中，能通过写戚继光的一章把中国古代军事写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