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平生所写的第一本书，竟然能得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编辑的青睐。

我写《1944：松山战役笔记》的念头，完全是“玩”出来的。2000年后，我因为采访了樊建川、沈克尼、方军等几位收藏、研究抗战历史的方家，忽然勾起了沉睡于心的抗战情结，也加入了抗战史收藏、研究的业余队伍。从“藏品”进而追求“藏识”，又利用工作之便踏访了不少著名抗战遗址遗存。2004年，忽然置身滇西松山，产生了为松山写一本书的冲动。我不是学史出身，但“玩物”的经验，却让我做调查研究方面比一般记者更较真。在四年的搜集资料和写作过程中，我没有什么枯燥艰苦体验，就跟每个星期六从潘家园淘回玩意儿不厌其烦地把玩一样，充满兴奋和快感。

书稿出来后，我想找个出版社看看。我自己所在的解放军出版社，我先pass了。为何？主要是不想留下“沾光”的色彩，我在社里担任着一个部门的职务，写个平庸之作恐怕也容易让同行、领导给个人情书号；假如东西还不错呢，给人留下这印象就有点冤屈了。这是个脸面问题。正好，我跟本社的同事、《解放军文艺》杂志的殷实聊起此事，那段时间我俩一道从四川抗震救灾回来，正沉浸在分享战斗经验之中。他说，我推荐给三联书店试试吧，我认识三联的叶彤，他是《读书》杂志的编辑。殷实是我们社里在《读书》发表过文章的唯一的人。他曾参加过《读书》的一些作者茶话会，那是三联书店与作者联谊的传统，据说那里的咖啡味道好极了。而以三联为精神家园的那些文化人，常常让殷实感慨，他们的学识、品德往往只能概括为一个平实的“好”字。

书稿就交给叶彤了。三联书店编辑的办公室，是那种被很多格子分割开的大房间，每个人都静悄悄地在自己的格子里看稿子。旁边辟出一个接待作者的区域，就是一张大桌子、几把椅子。叶彤是位戴眼镜的斯文书生，大约比我稍年长一些。跟他接触挺长时间以后，我才在网上检索资料时知道他是清华大学理科毕业，又报考北京大学的文科研究生，为钱理群教授的弟子。他性格沉稳，言语不多，常常微笑着听我讲。我第一次交稿时，主要向他说起对这个题材感兴趣而研究的缘起，完全是一个感性谈话，激动时声音可能大到干扰那些格子间里的编辑们。不知道那些缺乏“知性”的谈话，到底让叶彤留下了些什么印象。但是，大概一个多月后，他来电话了，说书稿我们很感兴趣，有空可以再来谈一谈。

第二次去，叶彤给我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建议，希望我为书稿中征引的材料，做出注释。我早就有这个预感了，三联的书是讲究学术规范的，我在写作中本来也有做注的打算，但因为觉得麻烦，材料随用随丢，到后来发现已经搞成了一个浩大的“烂尾楼”。本来，叶彤完全可以直接要求，但他话说得太委婉了，好像因为给我添了麻烦而不好意思。三联的人有很多共同的性格，这是其中一个：即便他们有权“要求”，但总是将其呈现为“建议”。他们相信你自己能做出正确选择。

我自信是知道好歹的人。于是在后来的近两个月里，为30多万字的书稿做了近900条注释。那些资料并不都在手边，翻查过程中常常急得冒火：明明记得在这个书堆里，怎么就找不到了呢？我的书斋也实在太凌乱了一些。据说北大有个老教授，因为几个弟子主动替老师收拾了书房，使得在乱中习惯了几十年的老教授忽然找不到任何资料，不久即郁郁而终。所幸我的资料积累还不多，也没人来代替收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