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诚挚地感谢为本书作序的朱增泉、乔良两位将军，他们是我所仰慕的重量级军旅作家。特别是乔良的《超限战》和朱增泉的《观战笔记》，是带给我以启迪和引领感的作品，我从中感受到现代职业军人意识和情怀对于一般‘文人文事’的超越感，那是令我向往的‘以笔为剑’式的写作。朱将军曾在上世纪80年代的南部边境战争中担任军级指挥员，乔将军曾以专职作家身份亲临前线采访体验生活。我将请他们为序，视为请求所敬重的师长对自己的军事‘沙盘作业’做队前讲评。”

这是我在后记中对为拙作作序的两位将军作家的鸣谢。

因为工作关系，我与两位将军都有接触。十几年前我在《昆仑》做编辑时，曾编发过朱将军的散文；后来还是他的诗集《地球是一只泪眼》的责任编辑，这部诗集获得了鲁迅文学奖。在80年代的老山前线，朱将军曾任某集团军政治部主任，是他发起了那个轰动一时的猫耳洞诗歌运动。乔将军写于80年代的中篇名作《灵旗》，曾引起极大反响，那是他重走长征路后的激情之笔，也是国内最早触及敏感的湘江战役的文学作品。我认为那是一部为我军精神的“招魂”之作。但更多人知道他，是因为他所写的《超限战》，这部书在大洋彼岸引起的震动，与一年后的“9·11”形成了物理学上的共振，让人们知道了什么叫做先知和预言。那部奇书确立了他在世界军事思想界的地位，很多观点已经被美军新版军事条令所吸纳。

我所在的《军营文化天地》杂志，曾经多次就军营文化话题访问两位博学、睿智的将军。在我军将官之中，比他们读书更多的人，找不出几个来。两位将军经历、性格不尽相同，但在我看来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首先看重军人的身份，其次才是所谓文字影响；他们的写作，都是军事生活的自然延伸。这正是我最为倾慕之处。我们愿意投在某位前辈门下，是因为内心为他们的精神气质所感召。宁为百夫长，不做一书生。这个价值观一直在我心里潜藏着，虽然我知道自己这辈子已经与“百夫长”无缘了。但我希望通过我的兴趣延伸这个梦想，所以我更愿意把我所写的东西当作“军事作业”，而不是什么文艺作品。虽然承蒙三联书店的厚爱，它得到了一部作品能得到的最好结果，这受益于三联书店的缔造者邹韬奋先生所倡导的“价值+趣味”的浓郁文化传统；但我也已经看到它面世后将要置身“两不靠”的境地：历史学术界，会认为它是业余研究者之作；文学界，则会觉得它军事专业味道太浓。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就曾经历此种尴尬，《观战笔记》勉强被归入了“大散文”，《超限战》至今也没有在国内被正常“归类”……但是，与作者的心灵满足感比起来，能不能“归类”又算什么呢？

两位将军的作序过程很有意思。

朱将军是某一夜10点钟打来电话，说这篇序我给你写！我给他书稿时这样说：您若是觉得有价值，敬请为序；否则，权当作未看到此稿。我想将军是夜里依在枕边看得有些兴奋了，才打来那个电话。结果，第二天早晨在电脑前一挥而就，而后告我：我还是很满意自己这个序的。而后，让他的女儿通过电子邮件发给了我。乔将军则是打电话告我：序已写好，你要来家里取，我建议你保存我的手稿！他对自己作品之满意，已经溢于言表。乔将军是至今仍在真正用笔写作的人，而他的书法之遒劲飘逸，确实应该让电脑闲置。我赶到将军府上，不但拿到了手稿，还让意犹未尽的将军在小区门口的饭馆请我吃了一顿牛肉面。

比较两个序，朱将军偏重于作品题材价值分析，乔将军偏重于操作方法评价，互为补充，相得益彰。事先，我并未告他们我求了两个序，怕他们彼此一谦逊，让我少得一佳作。其实，当我把书稿给朱将军时，他浏览时就忽然提出：这作品应该请乔良作序啊！我当时心里一惊，但马上就感到非常快慰——通过拙作，他们已经心有灵犀。这就是我所说的精神气质的默契感。

若是朋友们感兴趣，可以通过此链接欣赏两个序：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94993a0100corh.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94993a0100corl.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