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期《商洛学院学报》，刊发了我的一篇论文。

这篇论文，是被李继高先生逼出来的。

我一直对写论文兴趣不大。同样的事情，一篇一两千字说得很清楚的事情，若按专业论文规范标准，非得弄个五六千字，且弄得十分教条，比科举时代的八股文还要枯燥。所以，从心理上就对撰写论文很排斥，行为上也就少有动笔的积极性了。这也是正高职称证书晚拿了几年的原因。

两三年前，主持商洛学院科研处与学报编辑的李继高教授就多次给我说，我两篇随笔短文所涉史实和历史演变所涵内容，很有研究意义和学术价值，催促我写成论文。我怯于论文写作严谨的形式要求和琐碎资料引注，一直推拖着，懒得去写。今年一开春，继高又专门打电话说，今年是建党100周年，商洛党史研究方面你得有所表现吧。我们《商洛学院学报》是全省一级期刊，社科优秀期刊，被全国学术期刊论文数据库收录引用的数据名次也是很靠前的。他还说，我编辑学报多年，退休之际，最后－次向你约稿了！

我不能一再不识抬举呀！

其实回想起来，我在《商洛学院学报》上还是发过几篇文章的。特别要感谢的，还是我的第一本散文随笔集《人迹霜桥》出版后，《商洛学院学报》曾在2007年第2期特辟“《人迹霜桥》研究笔谈”专辑，刊发了方英文、孙见喜、刘建中等作家、评论家的评论文章。李继高作为《学报》副主编，策划组织了该辑，并亲笔撰写编者按，对我大加褒扬。这份情义我一直记在心里。所以，他给我出的两个选题，至少也得完成一个呀！

于是动手改造一篇文稿。

说是改造，是因为以前曾经有过一篇文章的底子。这篇文章的内容，是关于红25军庾家河战斗两个问题的探讨。问题的提出是已故的老领导梁喜员先生。他做商洛地委副书记时，曾主管党史工管10年，后来担任政协工委主任，仍然关注党史工作。退休后，他编了一本个人书稿，准备内部印行。附录部分整理集纳了许多老同志和有关书刊关于庾家河红色历史回忆和描写的片断。庾家河是他的老家，也是在商洛党史上有着地位的一个区域。编的过程中他发现其中有的说法不尽一致，特别是在庾家河战斗发生时间和敌我双方伤亡数字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和争议，辑纳编辑到一块，就显得互相矛盾，容易造成混乱。于是就委托我集中研究一下，形成一篇文章。我于是就在我们对红25军长征和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研究、立资和出版资料的基础上，对包括历史文件、相关回忆录、敌方档案记载等历史资料又一次进行了系统梳理，结合以前多次在庾家河现场考察研究，写出了一篇符合历史真实和史著结论的文章。此文也就收编于梁老编著的这本书中。

可以说，作为一名党史研究工作者，这篇文章写得是十分认真严谨的。那篇文章可以说是简洁明了，读来顺畅轻松。但论文写起来，则是十分枯燥的。按照严格的学术论文规范，文章的格式，问题的提出、论证、结论甚至语言风格、行文模式，都有着近于机械化的死板要求。还有引文——比如那些回忆录的出处，公开出版的书籍，出版社，出版时间，引文页码等，皆须一一标著。还有，引用敌方档案资料，对其中的一些不当称呼和特殊词汇的回避与技术处理等等，简直麻烦得要命。就这么一个内容成熟、论据充分的论文，形式上折腾的时间，远比内容的写作多出了几倍，直弄得人兴味索然，以至于稿子完成发出后，连原稿也未好好保存，电脑、手机上都找不见了！最后还是倒过来向学报编辑耶磊讨要了编辑稿来存档了。

可知学木论文真是小圈子里的文化。所以我说，论文不是文章。起码不是给大多数人读的美文。

掉一下书袋——查词条：“文章”的基本解释：篇幅不很长而独立成篇的文字。“文章”的“章”字，是个会意字，从音从十。……文章既从“音乐”里会意出来，应是用文字表达出来的东西，读起来如音乐一样美妙无穷、悦耳动听的文字，传诵开来，才配得上“文章”一词的真正含义。

那么现在这模式化机械化了的论文，怎么会产生美妙无穷、悦耳动听的感觉呢！

这么说吧：如果将美文比作一盘色香味俱全的佳肴，那论文就是一包用戥子称量配制的药材，虽有功用，但不可口。老百姓日常生活中喜闻乐见的，还是可口解馋的美食呀。

当然喽，这也只是作为一个普通饮食男女之我的个人感受。也许对于老中医和药剂师而言，研究病理，对症下药，调配单方的过程才是一件很有意义且充满乐趣的过程呢。

2021.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