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加入《京都议定书》时并未承诺具体的温室气体减排指标，主要是通过开发CDM（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接受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支持，将项目产生的核证减排额（CERs）出售给发达国家，并没有直接参与全球碳市场交易。中国是全球目前开发CDM项目最多的国家，占全部注册的2200个项目的三分之一以上，核证减排额2008年占全球84%，通过CDM项目减排1.3亿吨二氧化碳，中国企业出售核证减排额获得了超过10亿美元以上的收益。科尔尼咨询公司全球合伙人黄荻认为，今后CDM机制是否保留可能将成为哥本哈根谈判的一个焦点问题。按照多数人看法，2012年《京都议定书》到期后，在没有更好的替代机制产生之前，CDM机制的主要原则还将继续存在。而当美国加入全球碳市场，CDM的市场需求有可能明显扩大，中国CDM项目开发或许会出现新一轮机遇。（见图2）

但通过CDM项目，中国企业最多只是参与了全球碳交易市场的“外围赛”。碳交易的基本原则是“Cap and Trade（总量控制下的配额交易）”，即通过总量控制创造了排放权的稀缺性，再通过配额买卖的方式，拥有多余配额的企业将配额卖给配额不足的企业。

由于不承诺具体减排指标，中国国内缺乏总量控制下创造出的排放权的稀缺性，国内碳交易市场难以形成。中国国内目前已经建立的北京环境交易所、天津气候交易所和上海能源交易所三个交易平台，但主要是作为信息平台，为CDM项目买卖双方提供信息服务，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碳交易市场。鉴于国际碳交易市场未来的规模和地位，一些学者认为作为全球碳减排最具潜力的国家，中国应该以更积极的态度加入国际碳交易市场，获得游戏规则的参与制定权。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学院副院长杨志认为，由于没有自己的交易体系，中国无法获得定价权，无法建立自己的碳市场，在未来的全球碳市场中，中国同样面临着在国际石油市场中丧失定价权的前车之鉴。此外，像中投这样的主权财富基金应该考虑将国际碳交易作为其投资配比的一部分。

碳排放政策将对中国企业的盈利情况产生影响。瑞银集团在其《碳定价机制如何影响亚洲公司的盈利》的投资报告中，按所有国家承诺碳排放总量控制、美国对不承诺具体减排指标的国家征收碳关税、美国对不承诺具体减排指标的国家征收惩罚性碳关税三种情况下亚洲公司的盈利状态分别给予预测，其中钢铁行业企业每股收益将分别下降74.2%、33.5%和164.4%。该报告持笔人Simon Smiles表示，“一旦中国引入旨在控制碳排放量的碳定价机制，我们预计中国企业将增加相当于目前GDP1.6%的成本。”（见图3）

对具备远见的中国企业而言，未雨绸缪、由浅入深，提前熟悉国际碳交易市场的游戏规则非常重要，这样可以避免一旦外部环境发生变化，突然面对国际碳交易市场时措手不及。实际上，即使在国际上不承诺具体的减排指标，中国也有可能在自愿加入的基础上建立国内的碳交易市场。在美国国内未批准《京都议定书》，企业不承担国际减排义务的情况下，2003年，美国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的14个会员自愿设定强制减排指标，规定2003-2006年，每年强制减排1%。由于实现了总量控制，企业就可以实现碳交易，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美国自己的碳交易市场。

这些美国企业为何自设规矩，会员之一的IBM认为，通过自愿碳交易，企业可以搞清自身碳资产状况，整理成经过审计的碳资产，明确哪些碳资产可以买卖，摸清家底，为美国未来强制性的碳减排做准备。

一些中国大型企业已经多少表达过在自愿减排基础上，参与国内碳交易市场的意愿，如果能充分发挥企业协会的作用，由大型能源企业和制造企业率先参加，中国就有可能提前形成国内初步的碳交易市场，为未来建立国内统一的碳交易市场和参与国内碳交易创造条件。

印度的实践某种程度上证明了发展中国家主动构建本土碳交易市场时可能存在的空间，在同样不承诺具体减排指标的情况下，借助本国较为发达的金融服务业，印度建立了初具规模的碳交易市场，成立了两个具备金融意义的碳交易所。

北京环境交易所总经理梅德文表示，该交易已经着手产品设计、渠道布局等先期准备，准备未来条件具备时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碳交易平台。

抉择2 

是碳战略先机，还是碳负债黑洞？ 

在中国，“低碳战略”是一个新鲜词汇，也有可能成为一个炫酷词汇。

本刊调研发现，前瞻性的中国企业，特别是有大量能源生产或者消费的企业，应该预先引入企业碳资产管理的概念，进行企业碳资产审计，建立自己的碳资产负债表，并成立相应的碳资产管理机构或外包。

首先，低碳战略会成企业未来竞争优势所在。未来随着欧美企业承担强制性的减排指标，企业碳资产状况必然成为企业主要的财务信息，超过减排要求企业形成碳资产，达不到要求则形成碳负债，就需要去碳交易市场购买减排额度。上市公司势必被要求批露这一信息，中国大量公司在海外上市，很可能面临同一要求。

第二，绿色消费正在形成一股新浪潮，低碳企业必是人心所向。随着低碳经济的概念在国外消费者中普及，未来像绿色食品一样，在商品上标识全寿命周期二氧化碳消耗情况的碳足迹将变得越来越普遍。详尽掌握企业碳资产状态，能够对产品进行碳标识更有利进入发达国家市场。国内钢铁企业中，重庆钢铁公司已经在做这方面的尝试。

第三，中国企业也应当未雨绸缪，为一旦国内执行强制性的碳排放指标提前准备。黄杰夫认为，一家企业只要有碳排放，就会形成潜在的碳资产或者碳负债，管理得好是潜在的资产，管理得不好就可能是隐藏的负债，未来会对企业带来不利影响。

企业在节能减排和技术升级的投入，都可以形成潜在的碳财富，理论上都可以变现。但前提是企业必须摸清自己的碳资产情况，并按照成本收益的比较对碳资产的使用做统一安排，确立企业的碳资产管理策略。

第四，最重要的是，企业家如何形成低碳思维。从更广阔的角度看，中国企业为迎接必然到来的低碳经济时代，需要用低碳思维重新考虑企业的生存和竞争力问题，包括怎样应对未来更加严厉的环保和碳排放的政策法规要求，怎样应对未来产业内部低碳的标准，怎样应对未来消费者对低碳产品和服务的购买倾向。

气候变化资本集团总裁路跃兵认为，一旦企业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对该企业有低碳方面的要求，企业就必须从战略上调整其商业模式，这表现在方方面面，在公司使命上就需要对公司存在的目的进行修正；评估产业环境时，需要考虑竞争对手是否有更加低碳的产品，供应商是否低碳也将影响到自己；企业流程研发、采购、制造、销售的各个环节都需要采用低碳思维加以改造，比如在销售上更多地采用低碳的网上销售而不是开设更多的门店。同时，中国企业应当利用金融危机中出现的并购机会，购买欧洲的清洁技术，并利用中国是清洁技术最大市场的优势，对其进行大规模的应用，用市场的规模效应反过来进一步完善清洁技术，最终提升中国制造的核心竞争力。

“在低碳技术领域，中国和发达国家的差距没有在传统技术领域大，低碳经济为中国企业创造了一个难得的赶超机会。”

抉择3 

碳金融：争夺激烈的制高点 

拯救地球的行动将会演变成全球性的金融创新。

在中国的碳交易格局中，金融机构是一个主要的参与方。英国气候变化资本集团掌管着8.5亿欧元资产，是全球最大的一只碳基金，将一半以上的资金放在中国。

而对国内金融机构而言，碳金融的含义也在不断丰富。兴业银行最早定义了“为限制温室气体排放所提供的各种金融活动”的碳金融概念，在其专门设立的可持续金融中心，碳金融是主要的业务组成部分。其碳金融的实践也从最初为CDM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和结算、清算服务，逐步扩大到为整个流程提供金融增值服务。

兴业银行的转变则说明，今后中国企业在融资中不仅将面对环保方面更严厉的行政性审查，在市场中，也将面对金融机构提出的更高的环保标准。而另一方面，那些在传统金融概念中因缺乏担保而难以融资的环保和节能减排的中小项目，获得融资的可能性将明显增加。

碳金融市场很可能成为中国金融市场中被争夺的制高点，即使存在诸多外部限制条件，金融机构也努力在碳金融方面有所创新。比如，拥有近150年历史的南非标准银行，2006年在中国开展碳交易业务，并采取了将一组CDM项目进行资产整体打包的金融创新工具。

    一旦中国国内形成真正的碳交易市场，各种相应的金融创新将层出不穷。兴业银行表示，针对哥本哈根谈判结果的每种可能性，都分别研究了相应的商业模式。而对于碳交易的金融衍生产品，兴业银行也已经在研发，如果国内碳交易市场出现，与之挂钩的金融产品将很快推出。

中海油能源经济研究院研究员管清友认为，未来碳交易市场金融创新的活跃程度恐怕是今天难以想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