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无
发表时间: 2020年1月31日
贴在后面的是篇17年前写的网文.那时自己创业失败,本打算从上海回家休息一段时间,结果刚进北京就赶上了sars.17年后的今天我仍清晰记得2003年4月20号这个特殊的日子,就在这一天,北京的疫情被正式公布于世,而我的内心也受到了极大冲击.虽然早在中学时就喜欢参加各种社会辩论,但直到此时我才真正明白为什么权力必须受到约束.不过那时还没有写点什么的想法,直到一个多月后,5月31日,也就是六一儿童节的前一天,不知怎的,忽然有了种写点什么的冲动,于是一蹴而就写了这篇网文,写完后改都没改就发在了坛子里.
在当下许多人对sars的记忆里,终南山和柴静或许是最熟悉的两个名字,不过在我则是另外两个人,一位叫蒋yanyong,是位退休医生,另一位叫凌华薇,是当时<财经>杂志的调查记者.03年时蒋yanyong已经73岁,所以并未出现在抗击非典的最前沿.可就在官员们公开宣称非典只是一个谣言时,
蒋yanyong却以非凡的勇气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要求政府公布疫情真相并采用防控措施,凌华薇则带领记者完成了对北京sars传染链的调查,出版了一份《sars专刊》.那是我读过的最杰出的新闻调查之一,可惜只出了四期便在报摊上消失了.17年过去了,如果蒋公健在,应该已年过90,看到今天发生的事,这位可敬的老人一定是感慨良多吧.凌华薇后来和财经杂志的团队一起出走,在<财新周刊>里做了主编,只是以她为名发表的调查报告似乎也随之少了很多.
在过去的17年中,我们对sars的记忆依旧被无畏的白衣天使和英明的政府官员所占据,而蒋yanyong和《sras专刊》则早已和病毒一起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和他们一起消失的还有那些死去的人们,
虽然17年来中国新建了无数座纪念馆和纪念碑,但没有一个和他们有关.即使在北京这座曾饱受折病毒磨的城市,除了每年清明节在城市角落里点燃的星星点点的篝火外,再没有什么能重新唤起人们对sars的记忆.
今天群里有人说湖北人都是人渣。我知道他是在说气话,我也知道湖北确实有人渣,是谁我不说,你自己猜,但我想湖北人不都是人渣,至少那8个造谣的医生不是,那些在发热门诊里近乎崩溃的医生护士不是,那些始终坚守一线的官员不是,那些在医院和家中守候亲人的市民不是,那些竭尽所能为救灾出一份力的民间人士不是,那些在深夜里打开窗户高唱国歌的孤独者不是,那些在灾难中依旧对未来抱有希望的普通市民不是。今天又有人说世界上只有中国才能如此决绝,才有让洋人们口水横流的行动力,所以他很自豪。我曾经也很自豪,但看完那篇湖北脑瘫儿因父母被隔离,死于无人照料的报道后我却怎么也豪不起来。或许你会说国家大了,漏掉个把人也算正常,何况还是个脑瘫,既不能上阵杀敌,也玩儿不来高科技,还拖累了家人和政府,死了也就死了,没啥可哭天抢地的。这话有道理,可我还是豪不起来,至于为什么豪不起来我也说不清。国家大了,死的人也多,顾不过来倒也正常,所以就算纪念也要分个三六九等轻重缓急,英雄模范的纪念碑还没着落呢,一个没用的脑残又管他做甚?
说是这么说,可我还是不自觉的难受,难受到非要写点什么才能上床睡觉。我不知道明早一觉醒来心里还会不会如现在般郁闷,会不会依旧豪不起来。或许不会,因为我们一向是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至于代价。。。。总会有的,而且有时候确实很大,不过打仗哪有不死人的呢,只要最后打赢了,死就死点吧,至于这个脑瘫,怕是连代价也算不上。胡主编总教导我们要向前看,这话有道理,所以我也决定向前看,上床睡觉,然后明天继续精神抖擞的等着下一个胜利的到来。而这个脑瘫的事,随便看看也就行了,犯不着多想。只要牢记胜利总会付出代价,这人就没算白死,既然死得其所,大抵可以被排除在人渣之外了。
前段时间参加个读书会,有朋友问大家什么才是自由,我没说话,脑子里却不自觉的想起了sars时的北京城.
胡主编总爱告诫我们这世上没有不受约束的自由,不过我知道这世上还有很多已经受到约束的自由仍躺在法律条文里睡大觉.
所以如果非要让我给自由下个定义,我想那些在胡主编的文章里很少提及的,那些正随着法律条文一起被人们日渐遗忘的,那些能让我们离病毒更远一点,让更多官员和白衣天使可以安坐在温暖的房间里,
和家人一起享受快乐时光的,所有的这些,应该就是我们所说的自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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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AS是渐进式变革的终结吗? 发表时间:2003年5月31日
对北京人来说,SARS是一个日渐远去的话题。新增病例正在奇迹般地下降,口罩也已成了“胆怯”的标志。虽然《财经》杂志还在努力还原整个传染链,但对疲惫的公众来说,一部关于白衣天使的“英雄史诗”显然比死亡的真相更加煽情.于是便不难理解《信报》发起的建立“SARS墙”的动议了。这是一次精彩的公关活动,是对社会现实与商业利益的精确把握。其巧妙之处在于,组织者回避了对事实真相的探究——据说这是新闻媒体获取商业成功的唯一途径——而同时赢得了政治安全与商业利益。
在中国的变革史中,知情权一直是个刺激的话题。虽然对这一法定权力的“天赋想象”仍远远多于对她的实际拥有,但“公共zhishifenzi”们依旧乐此不疲,在他们看来,这是现有体制下进行渐进式变革的重要突破口.就在几个月前,乐观主义者们仍旧相信,随着权力交接的顺利完成,随着《民法典》草案的提交与国资委的建立,随着关于“政治wenming”的群体想象的合法化,二十年的准私有化进程,已经为变革提供了足够强大的社会基础,而知识精英对政府决策特别是立法进程的广泛参与,则足以确保渐进式进程的政治资源。
不幸的是,曾作为胜利标志的两大会议,却在一个惊人的谎言中完成了她的全部议题。虽然卫生部官员一再否认隐瞒疫情的传闻,但蒋yanyong并未公开的公开信显然更具说服力.于是,一场肉体灾难很快演变成对温和变革者们的精神折磨。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对街头暴力的拒绝并不能保证他们的政治安全。这些一贯以社会中坚自栩的精英人士,这些自认为可以主宰社会变革的精神贵族,却在病毒面前惊讶地发现,技术工人的免疫系统并不比农民工和流浪者更加强大。
耐人寻味的是,5月29日的《南方周末》用三个整版报道了广州某房产业主的维权行动和深圳人代会自荐候选人的“群体效应”。这份国内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似乎在努力证明,SARS是一个挫折,
但绝非世界末日,真正的mz进程正以人们期待的方式悄悄进行,而日益清晰的个人利益才是决定性的推动力量.可惜,《南方周末》的乐观情绪并不能让我信服。几年前,人大daibiao对广州市政府的公开质询曾作为标志性事件而备受关注,但直到今天,“威风凛凛”的人民代表仍无法避免孙志刚的死亡和病毒的传播,甚至无法将真相呈现给公众,而在强大的行政权力面前,SARS与谣言一起消逝殆尽,只留下一个酒后无德的司机成为两院司法解释的试金石。
权力是可以创造奇迹的,
否则就无法解释神奇的上海保卫战。虽然那里的自由度一贯为“自由主义者”垢病,虽然上海媒体的保守与社会生活的开放程度极不相称,但强势政府的存在依旧是上海神话唯一可信的理由。对中国来说,相对开放的官僚体制仍是变革的决定力量,而对渐进式变革的鼓吹者而言,能在多大程度上成为官僚体制的一员,如何能把变革的理想与权力倾轧的现实巧妙结合在一起,才是决定成败的关键。这是新的政治平衡术,需要坚强的意志和卓越的政治技巧。而SARS危机的警示意义在于,“公共zhishifenzi”仍处于权力世界的边缘,与动人的理想相比,他们拥有的社会资源仍摆脱不了“弱势群体”的特征。
与理想主义者的忿懑不同,北京的公众却要轻松很多。他们更愿意在酒吧和公园里释放自己积蓄多日的精力。而对“白衣天使”的关注也代替了对真相的渴望。《财经SARS特刊》的滞销印证了主流媒体的成功,也宣布了公共意志的真实取向,虽然这里曾经是愤青的乐园,虽然每天晚上都有地下歌手在酒吧里表达着他们的“愤怒”,但这一次,北京人选择了“快乐”——即使在一百七十五条人命面前,这种“快乐”是如此的不合时宜。没有理由去指责他们,我相信这是一种真诚的选择,就象多年前北京人选择了街头暴力一样。对这个城市的“中产阶级”来说,生活仍是件惬意的事情--酒吧、汽车和健身房构成了主要的生活空间,与权力阶层的亲疏程度仍是获取财富的主要途径,自由更多意味着张爱玲和村上春树,
漂亮女人显然比枯燥而危险的政治辩论更有魅力。渐进式变革无疑为公众提供了更多选择--当拥有自己的住房不再是梦想,当稍显原始的汽车为我们带来更多的自由假期时,没有人会为了政治权力的空洞说教而选择街头暴力。公众不会拒绝真相——除非生活本身提供了更加真实的选择。这,或许这才是渐进式变革得以延续的真正理由。
5月28日,广受关注的王晶告别了人世,5月29日,北京的新发病例降低为零,5月30日,第一个宣布北京真实疫情的卫生部官员再次拒绝对蒋yanyong作出正面评价。5月31日,我买到了最后一期《<财经SARS专刊》。明天,北京将迎来第一个没有电影和音乐的儿童节,但人们仍将继续着他们的快乐。希望北京不要忘记那些死去的人,是他们的痛苦与死亡才让生活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