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我对85款的三菱吉普很有好感，因为当年陪伴我在青藏高原跑了一个多月，行程一万多公里，尽管一路总出问题，可川藏线的路实在太考验车了，一个多月下来，车外壳都快颠散架了，用铁丝五花大绑着，照样勇往直前。就是最后出车祸，黑暗中因汇车躲避灯光，撞上了一辆停在路上的大货车，若不是车的安全结构合理，副驾驶的同伴很有可能就会不来了。

    汽车修理厂在黑漆漆的一个小巷里，深更半夜的我们几乎砸开周围所有的汽车配件商店，好不容易凑齐了损坏的部件，经过一个通宵的抢修，三号车终于上路了。

   清晨七点我们从成都赶到雅安兵站部，与先期到达的同事们汇合。11：30分我们“雅鲁藏布江大拐弯”摄制组一行六人和成都军区支援的五名老兵司机、一名医生，一名先导员在部队首长的欢送下，踏上了进藏的征程。

   雅安，是距成都西部156公里的一座小山城，地处四川盆地边缘，一条青衣江把山城分成两半，依山就势的建筑造就了这座山城独有的特色，还有当地人为之骄傲的三绝“雅鱼、雅雨、雅女。”雅鱼，是雅江特有，在冷水中生长的回游鱼，肉质鲜嫩，现在已属于保护鱼种，相传，清代上贡慈禧，太后赞美为“龙凤之肉”。正宗雅鱼头中有一枚酷似宝剑的骨刺，传说中女娲在补天时，将一把宝剑落入江中所化而成。当地人说如果是吃的正宗的雅鱼的话老板一定要给客人那把剑，传说这“宝剑”很有灵气。司机将其挂于车中可保平安；老人将其插于床头可驱邪除病；妻子将其压于枕下还可以吓退第三者；雅雨，由于独特的气候和地理环境，使这里阴雨不绝，当地有一句俗话“雅无三日晴”；雅女，据说这里的女孩不用化妆，皮肤细润洁白。由于日程紧张，这一切都不得领教了。

我们的四辆三菱吉普车和一辆东风卡车一出雅安市区，便进入茫茫山岭中不尽的盘山路。

这次行程，是和黄宗英一起，到西藏自治区跟踪拍摄一位只身在青藏高原考察十七年的女科学家—徐凤翔。

徐凤翔，1978年告别南京林业大学自愿来到西藏工作。从只身一人在密林中考察，到建立中国第一个高原生态定位研究站，直到创建中国，乃至世界唯一的高原生态研究所，她的全部身心都献给了青藏高原这块神奇的土地。

黄宗英，四十年代的著名演员，六十年代的报告文学家，九十年代她是浪漫故事的女主人公，世纪之交她书写温醇闲淡的散文，不小心成了畅销书的作家。 

九十年代初她与年轻时的好友，我国著名作家冯亦代建立了新的家庭，黄老和冯老就像两小无猜的一对恋人，互称“二哥”、“小妹”，他们的黄昏恋曾轰动文坛内外。

有媒体这样描述黄老：她从来没有考虑过守卫纯真这样的命题，她只是遵从本性乐观无畏地活着：在干校，她精通农活，一顿吃六两面条外加两个馒头。“咽一口热水瓶里放了四天的剩水，掖着三本书去菜地，我熟练地抢救被钻了心的卷心菜、花椰菜，菜叶儿菜心儿抢着和我说话，我忘了一切。”——这分明是个浪漫至老的女人。遗憾的是冯亦代先生2005年在北京病逝，终年92岁。

黄宗英和徐凤翔是在1979年中国科学大会上认识的，从此，她们互相称为知己；82年，她们共同去西藏波密林区，黄老为她凿冰造饭，并在林中的帐篷里写出了优秀报告文学《小木屋》。第二年她再次赴藏，拍出了电视记录片《小木屋》。黄老自称是入了“献身教”的人，正是这种信念使这位年近七旬的老人，不顾自己身体，去实践当年她与徐教授共同定下的誓言：“一息尚存，不落征帆”。

按计划，我们要在四月二十五日前赶到西藏，而后黄老和《北京日报》的一名女记者初小玲，乘飞机赶到西藏与我们回合。可是，刚刚大修过的吉普车，从北京开到成都就纷纷住进了修理厂，使我们一下耽误了七天，因此，我们的行程显得更加紧迫。

中午在一家不知是什么村镇的路边小店匆匆吃了顿快餐，便爬上了进藏路上的第一座大山—泥巴山。

摄制组全体成员平均年龄不足三十岁，一群朝气蓬勃的小伙子凑到一起，车速自然越开越快，泥巴山海拔3400多米，山虽大，路还算好走。一路盘旋，大约在下午3点半钟，我们来到大渡河畔。波涛翻滚的大渡河，被两边的崇山峻岭夹峙着，地势非常险要，这是当年也是今天进藏的必经要道，如今已铺成了柏油路。

当晚七点多钟，我们驻进了距雅安208公里的石棉县。这是个小山城，街道两边灯影闪烁的小店妆点着山城的夜色。在一个路灯下，一位大嫂面前摆着一个小桌，旁边一个小炭炉，在卖烤臭豆腐，切成小方块的臭豆腐，放在炭炉的铁网上烤焦外皮，蘸上调料，这种豆腐不同于北方的臭豆腐那样咸，吃着很香。还有烤白豆腐、烤土豆片。老板还特意备了自制的枸杞酒。吃一口臭豆腐，品上一口构杞酒，别有风味。

    踏上川藏路的第一天就这样紧张却很顺利的过去了。一天的行程没感觉疲倦，大家还在兴奋之中，明天迎接我们的会是什么呢?因为都是第一次进藏，行前强化教育的都是川藏线的艰险，高原缺氧、道路崎岖、冰川暗河、还有不熟悉的藏民族习俗，这些让每个人心理都有一种不踏实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