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焦点访谈”报道了西安交大一位研究压缩机的教授学术造假的事，大致是说该教授用他人的材料获得了教育部的一等奖，甚至还伪造了数据，获得了一项国家科技进步奖，此造假事件经该校几位老教授（笔者觉得他们就像“皇帝的新装”中的那个男孩）千般努力才得以揭露，而校方却力图掩盖和隐瞒此事，最后该教授被剥夺了博导头衔，其他惩罚却未有说明。

学术造假（学术腐败）在国内学术界早已不是什么新闻，人们对此已经见怪不怪了。在各种学术造假（或腐败）事件中，人们注意的往往是那个造假（或腐败）的当事人，认为应该受惩罚的也是那个不道德的当事人。然而，我们认为，要关注的不是造假（腐败）的当事人，而是导致造假（腐败）的制度。

在我们国家，评价学校和个人学术水平的是论文、获奖和国家课题的数量和级别，而所有这些资源，都被政府垄断。学术评价体系被官方垄断体制下的学术活动，非常类似于计划体制下的生产活动：人们假装在干活（从事学术活动），而政府假装给他们发工资（各种奖励、资助等等）。造假是双赢（甚至三赢）的：不仅对造假者有利，对学校也有利（学术排名上去了，政绩就有了），对颁奖的官方机构也有利（也体现它的政绩）。对各方都有利的事情，何乐而不为呢？

当然，我们还不能说，它们都是同流合污之徒，或这纯粹就是一个鼓励造假的制度安排，各方也会考虑自己的声誉，使之至少在表面上不至于太猖狂。但是，在这种制度安排中，声誉变得相对次要，声誉不佳没什么大不了的。如对学术真伪负有监督责任的学校，它更关心的是政府对它的评价、排名，如能否进入211、963之类的，这直接关系它从政府那里获得的资源数量，而这个评价，基本上是看获奖、论文和课题之类的，至于是否造假（腐败），根本不纳入评价体系之内。所以，务实的公立高校关注的主要是政府设定的这些评价指标，而不是社会声誉。

把声誉放到第一位的，是竞争社会中的企业，我们想到安然公司，一个庞然大物，因为会计报表造假而在一夜之间轰然倒塌。以此而论，我们的很多高校，早就应该倒几百次了，而它们仍然是屹立不倒。声誉不好，对它们来说，只不过象一头大象被蚊子叮了一下而已，没有身败名裂之忧。声誉，对竞争市场中的企业和我们的公立学校的不同影响，其反差何其强烈。

那么，难道声誉对学校（也包括这个事件中的个人及政府）来说，真的是次要的吗？恰恰相反，一个教育人的机构，更应该视声誉为生命！声誉才是学校最宝贵，也是最应该去追求、去积累的东西。然而，是什么使声誉变得如此廉价，形成声誉优先的社会环境又是什么，这些问题太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