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天电影，是在室外开阔的场地上放映的电影。电影放映的原理，是将胶片上的画面，通过光的投射呈现到银幕。所以，露天电影都在晚上放映。

在那个物质与精神都极其匮乏的年代，露天电影伴随着一代人的成长，成为我们的集体记忆。每当有露天电影的时候，一整天都处在期待和兴奋之中，哪个地方晚上有露天电影，那个地方就人山人海，仿如过节一般的热闹。但即使露天电影，那个时候也少的可怜，一年中只有一两次机会。

现在看电影成为一种休闲方式，电视网络公司的节目库非常丰富，只要定制节目点播，客户就能在家里泡上一壶好茶，靠在沙发上翘着二郎腿舒适地欣赏。

不过，现在我极少看电影，电视平时也基本没开机。在我看来，电视最主要的功能在于接受信息，在资讯高度发达，移动互联网无处不在的时代，所有的资讯都能在移动端得到满足。

我的童年与少年，是在到处追电影的经历中成长的。我成长的那个年代，物质极度贫乏，比物质更匮乏的是精神生活。但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尚属辛运，母亲工作单位的对面就是国营的废品收购站，“封资修”图书被送到这里销毁，废品站里的图书堆积如山。我平日里就到这里“淘书”，《红楼梦》、《封神演义》、《三国志》，甚至包括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一些作品，也都能在废品收购站淘到，《家春秋》、《东方》、《上海的早晨》、《简爱》、《巴黎圣母院》等小说，都能在这堆“废纸堆”里找到。收购站的“废纸堆”都是新书，大多来自图书馆或新华书店的书架上，因为不符合社会主义文化的要求，在这里等待运到造纸厂重新制浆造纸。这些封资修的图书，虽然书本上的文字我还认不全，但满足了我童年的好奇欲望。

“废纸堆”培养了我阅读的兴趣，也奠定了我的文学基础。我在“废纸堆”感受到读书的乐趣，在“废纸堆”懵懵懂懂的认知男女之情。

但比阅读更让我感兴趣的是电影，形象而且活动的故事更能引起孩子们的兴趣。

那个贫瘠的年代，文化生活几乎荒芜。除了八部样板戏，电影故事片屈指可数。看电影成为我最高的精神需求。春节期间，镇上电影院放映的电影几乎一部不落，甚至将除夕之夜父母给的数角的压岁钱，全部用于看电影。《小兵张嗄》、《鸡毛信》、《闪闪的红星》、《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地道战》、《地雷战》等影片不计次数观看，以致有一次母亲要求我在吃饭和看电影之间做出选择，我义无反顾选择了看电影。当然，电影看完回家，灶台上母亲还是为我热好了饭菜、

那个年代，对于孩子们来说，看电影是一项盛大而崇高的活动。

粉粹“四人帮”之后，一些曾被禁映的电影陆续得到解放。有天晚上，“小道消息”传，当晚的半夜，镇上电影院将放映《梁山伯与祝英台》。我决定蹲守电影院等待。果然电影院虽然大门紧闭，但外面已有不少的人冒着寒风等候。直到凌晨，一辆边三轮摩托车载着拷贝驶入电影院边门，电影院的大门随即也开始敞开，幸运的是当晚放映的电影无需门票，等候的人群蜂拥而入，电影院里顿时座无虚席，连过道上也是一片黑压压的人头。《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一部戏曲影片，孩子们看电影希望有更多的故事情节，有更多活动的画面，可那天晚上，舞台戏剧的电影，全新的人物和故事，也让我入迷，并成为我至今喜欢梁祝题材音乐或戏曲的启蒙。

当年的电影没有现在这么讲究，一块白布用于投影，高音喇叭传递声音，略带沙哑的高音喇叭丝毫不影响电影的观看效果，屏幕上的人物和故事与观众融为一体，无分彼此，观众沉醉于电影的故事情节，与故事中的人物同欢乐共悲伤。

印象最深刻的一次通宵观看露天电影在七十年代中叶。此时，中国极其重视地震预测，中小学的课外活动小组有地震预测小组，每天观察水井水温，水质变化，天气异象等。有一次，传说当地可能发生地震，镇上邀请电影放映队在镇广场通宵放映电影。时值冬季，镇里的工作人员挨家挨户将居民全部赶到广场“避震”，全镇老百姓带着棉被，拖儿带女在广场席地而坐，裹着棉被看电影。那时我还小，放的什么电影早已忘记，半夜里迷迷糊糊的睡着了，直到天微亮才随父母返回家里。地震没有发生，通宵看电影的经历却终生记忆。

露天电影丰富了我的童年文化生活。相比农村的孩子，我是幸福的，至少我的童年有电影可看，知晓了许多故事，从电影银幕上看到更广阔的世界，时至今日依然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