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3/large/53889285jw1ers0m68oagj20hs0dcmzo.jpg        我的大舅是文革前的大学生，支援三线去的也是贵州，下厂、成家从此他不再是个北京人。我的大舅爱上了第二故乡，由于他的落户，他的三个女儿，我的三个表姐都失去了在北京学习、就业的机会。他们像剧中人一样也争取过回京，在我小的时候，三位表姐都曾以借读生的身份在北京读小学、初中。但终于没能回来，相继地回到贵州与父母团聚。类如剧中老太太所经历的争抢名额的机会，我相信他们也曾经历过。现在，二表姐以工作调动的方式定居北京，她的两个姊妹在贵阳生活，各自成家、生子。大舅和大舅妈在三个女儿家轮流居住，游山玩水带外孙，为贵州茅台酒鼓吹叫好是他最大的爱好。这是我身边的一个好人的幸福生活，有波折、争取、失望，但终究是幸福的。 
　　这份好人的幸福是吕中老师扮演的老太太无能拥有的，因为她是个坏人。 
　　北京人艺话剧《小井胡同》，吕中老师在该剧早年版本中扮演“大反派”专门以阶级斗争为武器欺凌好人的积极分子“小媳妇”，话剧对这个“小媳妇”给予了揭露及漫画式的丑化，话剧的态度很明确，对待这种败类应当像秋风扫落叶一样从我们的生活中清除出去。“小媳妇”老了，就是老太太。从这个角度讲，吕中老师演出的角色之间是有传承的。 
　　与《小井胡同》不同的是，《闯入者》包容了老太太，作为第一主角她为了自己的心病老无宁日，作为空巢老人她孤独、神经质，为子女操碎了心，作为入室犯罪的重灾区她担惊受怕生命多虞，她形容枯槁看起来十分可怜。然而，我的问题是，因为她老了、负罪一生，曾经的恶行就可以被同情、被原谅么？我不同意！ 
　　面对两难选择时所做出的那个选择，为这个人廓清了她自己都不知道的人性真相。但此处我要强调的是，这个真相是她一个人的，不是普遍人性。好人，我是相信身上还是好人多的，好人在伤害他人与个人福祉之间会选择不作恶。而为了获得回京名额（姑且高尚点说为了家人吧）就能够“拼命地写揭发材料”，其行为之卑鄙，叫人齿寒，已足矣被从人民群众中孤立出来。 
　　《朗读者》中的kid是如何质疑自己的爱人的？尽管他真心地爱着她。与kid相比，老太太的儿子们却对母亲为了家庭所作出的（比汉娜的被动作恶还更可恶得多的）“道德牺牲”毫无障碍地点头悦纳，这是多么自私的是非观？ 
　　另一方面，影片设置了另一个两难选择，发生在入室盗窃的孩子身上。情急之下就能够拿刀捅了一个大活人么？尤其在自己是个理亏在前的非法闯入者的情况下。在这里，好人与坏人的界限又一次泾渭分明地裂开了。这也是个坏人，还未成年。 
　　两个坏人聚首在孤独的大城市、偏僻残破的废旧厂区，他们相互宽赦甚至释放彼此。为这场宽赦衬为底色的是空巢老人社会问题、贫富地域差异带来的不安定因素与支援三线建设的遗民们皓首相聚争论着不公，这些真正确实的好人们的困境。 
　　然而，时代无奈、国家有责、社会不公，这些就可以成为个人作恶的理由么？我不同意！在我看来，这一对罪人的故事实在无法令观者产生关于社会环境之不义的思考，反倒生出干坏事是合情合理的的谬论来。面对动荡，沉默是我们普通人能够做的最好的事情，即使承受损害这也是良心赋予有良心者的义务。从这个角度讲，把个人之罪都归结到社会国家时代所逼，这与日本战中及战后一代将罪责全部推给军国主义并扮演无辜受害者角色的不负责任如出一辙。东方民族在面对错与罪的反思话题时的躲闪态度实在不值得尊重。 
　　顺便一提，空巢老人、社会不公与后文革创伤这三个话题其冲突层面都不是一个，把它们杂糅于同一个悬疑故事中显然是不妥的。但与影片是非价值观的含混暧昧相比，这实在只是小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