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话剧的希望（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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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话剧中心的垄断地位。希望话剧中心要有培养自己竞争对手的胸襟，能为培育上海多元化的话剧市场多出点力。
                        　　刚才说到垄断，不客气地讲，话剧中心乃至很大一部分我们所谓的文艺团体的人士至今仍时不时有从对所谓高雅艺术的话语权垄断中获得快感的潜意识。究其由，这或许与中国文化中的士大夫传统有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成为士大夫是平头百姓脱离本身阶层进而步入权势阶层的唯一通道，而一旦成为读书人，那是连一个小小的秀才都是再也不屑于扛锄下地的。现在的文艺团体们其实并不适合与士大夫们相提并论，可我们国家的体制决定了一旦成为了专业的文艺团体的一员，那就硬是与芸芸蝼蚁众生们不一样了。为什么，ZOU是因为咱搞的是高雅艺术！另一方面，我们的一些观众们开着车来安福路看话剧，也会为车上被贴了“黄单子”而大肆抱怨“警察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其潜台词端的是“这是高雅艺术场所，你警察做事就不能风雅一些吗”——于是乎，在我们专业人士眼里，在一些观众朋友心里，“高雅艺术”究竟是发自内心对善和美的渴求与倾慕，还是用以区别他们的社会身份和自我认同的标志，便是很难分清了。
                        　　有了这一层心理动因，那给自己的小圈子，乃至圈子的圈子们留些票，行些方便，也便显出了一些权力的快感。
                        　　这么说有些俗了，那么咱们换个角度说。现在的上海话剧存在着三个层面的问题，一是演出剧目质量上的乏善可陈；二是话剧制作人员结构上的单一；三是话剧演出场所分布上的偏颇。第一点很多朋友批评过，我想补充的是，我们每年搞的戏其实不少，但真正留下来到第二年、第三年仍可以再演、反复演的剧目却很少，这是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这个问题表现出来就是每年看似红火异常的话剧演出季，到了下半年，我们就记不清三、四月份演过什么戏了。
                        　　第二、三个问题分别提出了上海话剧的内外部环境问题。说内部环境，指的是经过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下的高等教育体制和文化体制培养，我们的戏剧工作者大都来自于同一个学科体系，具有着相差无几的人生经历（中学毕业考入全国仅有的几个话剧艺术院团，毕业分配到中心），甚至连价值观念都趋相同的他们，在同一个场所，要想制作出色彩斑斓的话剧作品来，谈何容易。因此，我们讲的内部环境，指的就是现今体制下的国家文艺团体封闭自足的、内循环的人员结构和制作环境。这本身就容易造成贫血。而杂交才容易出高品质的稻子。看看国内外的戏剧历史，凡高潮，似乎都是不同阶层，有着不同生活经历的人，为了同一个戏剧梦走到一起才铸就的辉煌。因此，作为话剧中心的一员，我觉得，我们在满足了作为艺术工作者的贵族情结同时，还是应该保有一些清醒的谦卑为好。
                        　　至于说到外部环境，放眼国际大都市的上海，常年上演话剧的场所只有安福路288号，而许多自发组织的话剧团体根本得不到包括演出场所在内的一些基本支持。可以问一问住在浦东的朋友，每次来安福路看话剧要怎样折腾一番。按说，在上海这样的城市，只有一个正规话剧演出团体，与上海国际大都市的形象一定是不相符合的。上海是一个人口众多，且流动量很大的现代化都市，市民成分复杂、层次多样，但在快节奏、高压力的城市生活中，他们都需要有高质量的艺术作品来缓解压力，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而他们对艺术的观点、要求，或者具体些说，他们对话剧的喜好和态度可能会因为受教育程度等各种因素的差异而不同。因此，细分观众群，发展多元化、多层次的话剧演出市场，以满足不同层次观众的需求，便成为我们所要努力的方向。当然，这就需要有针对不同观众的细分的演出团体和场所。自然，这就不是话剧中心一家能够做到的。但作为上海唯一的正规话剧团体，无论如何都应该具备这样的观念和胸襟，然后才能去努力实践并促成之。而这些，都是现在的话剧中心所缺乏的。
                        　　这么说或许有些言重，因为这些个毛病，多半其实仍是体制上的弊端造成的。谁让我们只有话剧中心这一个专业演出团体呢，谁让话剧中心也面临着既要承载塑造上海文化外衣的责任又不得不面向市场自己找饭吃的尴尬境况呢。而且从深处说，我国几十年的文艺体制，导致了艺术团体在教育、生产乃至演出各个环节上都过分体制化、官本位化了。当艺术被权力侵染，无论这权力的初衷如何美好，艺术终会变质发硬。陈丹青愤而辞去清华教职正是出于这个缘由。而绘画毕竟还是个体艺术，及至话剧这样的需要众人集体来完成的综合艺术，问题就更突出了。
                        　　但是，有些事情话剧中心还是能够办到的。比如培育和扶植上海的业余话剧演出团体。对于大学生话剧节的支持话剧中心就做了很好的尝试，但这只是起步，更大的作为应该是尽力帮助培育更多的包括大学生在内的业余演出团体，廉价提供场地和指导，提供市场运作的一系列帮助，直至让这些演出团体也可以公演剧目，从业余走向半职业化，走向俱乐部化，走向NGO——说白了，就是要有意识的培养自己的竞争对手。让上海的夜晚到处都有话剧在上演，让不同流派、不同层次的各路神仙都能各展所长，争奇斗艳。这才是上海话剧中心应有的气度和胸襟。不用怕别人抢了你的饭碗，你是上海话剧的老大，是官方团体，把上海话剧市场培养起来了，最终受益的仍是你上海话剧中心。
                        　　当然，上述说的都是外在的东西，关键还是要看作品。具体到作品内容，还存在一个我们应该具有何种城市美学观和文化发展观的问题。总结一下关于话剧乃至所有我们这个城市的文化产品的批判文章，我们会发觉，很多批判的矛头是指向两个立场的争斗，即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相互矛盾。无庸讳言，大众文化已经是城市生活的主流，而精英文化立场，无论其如何顾影自怜甚或借着体制的力量而保持着足够的“出镜率”，却依旧难掩其美人迟暮的尴尬境地。我们关于话剧乃至整个“文艺场”的论争，也经常围绕着这个矛盾展开，但我想说的是，很多时候，我们身处的这个城市的文化病症远不止两种文化立场之争那么简单。笼统地将我们缺乏好的话剧作品乃至震撼人心的艺术作品的症结归结到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侵蚀，其实是思维惰性或者缺乏批判精神的结果。说白了，更多的症结在于我们这个城市的文化政策制订者和具体的文化生产者们究竟有着怎样的文化发展观。或者换个说法，上海，生活在上海的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城市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