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两书内容的比较

通过对两书内容的比较以及王佐新增本凡例的介绍，我们可以得知王佐所增补部分，在形式上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曰“后增”，一曰“新增”或“增”，这在其目录和具体内容条目下已明确标明，“……其续增者注曰后增，其新增者注曰新增，或只注增字，旧本则不注”[35]。通过两书对比，我们还可以发现有的条目有注“后增”或“新增”，但实际上根本无所增；也有一些未注明“后增”或“新增”，而事实上未见于曹昭本；还有一些条目“后增”与“新增”标记混乱。这些增补实际是根据书中记述的内容，故也是两书内容区别之反映，下面将举例分类论述。

（一）王佐新增本中的续增部分

王佐新增本中的续增部分，即是标明“后增”的内容。

这部分内容是王佐在曹昭本的基础之上，多是根据其所见所闻而添加的内容，这可以弥补曹昭所记的局限，更增添了此书的可信性。兹举两处加以说明。

《古琴论》之“琴卓”条：内容见表一。

据此，王佐在曹昭的基础上增加了他本人所见的“郭公砖”颜色、形制、大小以及提醒细辨伪作者。

《古漆器论》之“螺钿”条：内容见表一。

王佐不仅修正了曹昭“钿螺”一词为“螺钿”，而且在曹昭基础上，增补了曹昭江西吉州府新作者的具体地区——庐陵，而庐陵也属佐之同郡，所增有所据，因此是可取的；还记载的吉安各县的螺钿收藏情况。同时，王功载还对各类具体螺钿的价值作了评价，这些对我们今天研究螺钿器物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表一  两书“琴卓”与“螺钿”条内容比较

这类新增的内容都是王佐在曹昭的基础之上根据自己见闻逐个审视续增的，除此二条，书中比较明确的属于后增的条目还有：

卷一《古琴论》，古琴阴阳材、百衲琴；

卷二《古墨迹论上》，古纸；

卷三《古墨迹论下》，潭帖、宋徽宗太清楼续帖、临江戏鱼堂帖、星凤楼帖、玉麟堂帖、宝晋斋帖、百一帖；

卷五《古画论》，士夫画、古画绢素、画难题名、题跋画，王维、李思训、董源、李成、郭熙、米元章元晖、李伯时、苏东坡、李唐、马远、夏珪；

卷六《珍宝论》，圆块玉玛瑙水晶、南珠、北珠、象牙、鹤顶红、玳瑁、天生圣像，金、金诈药、银；《古铜论》，古香炉；

卷七《古砚论》，银星旧坑新坑、类端石；《异石论》，灵壁石、永石即祁阳石、试金石、昆山石；《古窑器论》，大食窑、吉州窑、古饶器；

卷八《古漆器论》，剔红、堆红、戗金、攒犀；《古锦论》，古锦、古锦帐；《异木论》，紫檀、乌木、骰栢楠附满面葡萄、瘿木、花梨木、杉木、椤木、椰杯木、鞑靼桦皮木；《竹论》，竹杖（晋戴恺之竹谱有五十余种）。

此外我们可以看出王佐所见《格古要论》版本有异，不同之处注明并做了校勘，这在其他条目里也有体现，对个别生僻难字王佐则做了音注或意注，如《古画论》中的“画山水皴皵”条，王佐对“皴皵”一词后注曰“上音逡，皮细起也，下音碛，亦皮细起也，又云木皮甲错也”。通过这些细节方面的信息，我们可以看出王佐严谨的治学态度，其后来续增部分也是可以利用的。

（二）王佐新增本中的新增部分

    王佐新增本一个更为突出的特点就是其文中所标记的“新增”部分，也有一些标作“增”，这部分内容是我们从曹昭本中无法得知的。

王佐除了对已有门类新增一些条目外，还新增了大量的曹昭《格古要论》框架下所没有的门类，比如法帖题跋、金石遗文、文房论、古今诰勅题跋及杂考部分，王佐将这些内容提升到“不可缺其一”、“不可不知”的地位，可知王佐本人的重视，同时也反映了人们收藏范围的扩大。据此，我们可以了解到王佐作此书的目的在于方便世人之“知”，是让当时人们更广泛地了解各类古物情况的。下面举例说明。

《古琴论》之“格琴要诀”条：

“古琴冷而无音者，用布囊砂罨，候冷，易之数次，而又作长甑，候有风日，以甑蒸琴，令汗溜，取出吹干，其声仍旧。琴无新旧，常宜置之床上，近人气，被中尤佳。琴弦久而不鸣者，绷定一处，以桑叶捋之，鸣亮如初。大凡蓄琴之士，不论寒暑，不可放置风露中及日色中，止可于无风露阴暖处置之。”

王佐不仅论明了古琴的调试和放置方法，而且还在新增条目下注明“见广记”字样，即写明内容源于《事林广记》[36]，明确了引用其它内容的出处，这也是治学中应该注意的一条，也说明王佐严谨的治学态度。

王佐根据其家藏古碑法帖目录以及所见[37]，新增了《古墨迹论》中的大量内容，尤其是其中的“古碑法帖”，对于新增部分按照地区排列，为以后同类著作的编排提供了一个相对比较科学的分类线索，而其所引用他人的碑帖题跋，均严格标明作者，也是为学之道。此部分体现在王佐新增本卷二、卷三中。

卷四全为王佐新增内容，包括金石遗文、法帖题跋，对于每一条目，王佐详述其来龙去脉，客观引述原作者之观点，也标明所引内容之作者和出处，这些都是以后学者值得学习的，直到今天也是我们治学之基本要求。如果以此来说王佐杂抄而否定新增内容，则是不可取的。

而卷五《古画论》王佐也多有增补，主要是“古人善画者”这一内容。从两书所叙述画者来看，王佐所见所知明显多于曹昭，而且王佐还根据《图绘宝鉴》[38]增补了有关内容，当然这些内容我们可以从《图绘宝鉴》中得到更多的信息。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讲，这些内容甚至是不必要的；但从广泛介绍资料、广世人之知方面讲，也是有参考价值的。正如其卷末所云：“右舒志学云：历代画者不可胜数，略取数家，以示知者，如王维、李思训、董源、李成、郭熙、米芾父子、李伯时、苏东坡、李唐、马远、夏珪、高士安十三人是已。佐既以《图绘宝鉴》增添唐、宋、元名人，而善画得名者，盖不止此，欲悉究群公，宜取《图绘宝鉴》熟玩之可也，王佐识。”[39]

卷六、卷七、卷八所论门类较多，其内容亦是略有增补。

卷九所论文房，“为儒生日用，而不可缺其一”，在王佐《古砚论》的基础之上，增添了笔、墨、纸相关内容，虽然有些内容我们可以从其它书中零星印证，但这种对儒生日常之用综合的整理则是很有意义的，也是难能可贵的文房资料。但从书中结构安排来看，王佐还是比较尊重曹昭原书而将古砚列于前面，其实这是不可取的，因为文房四宝乃成套使用，一起论述将是比较合理的。

卷十所论古今诰勅题跋，全文引用当世名流所著，这散见他人论集之中，但其内容也为我们集中了解诰勅题跋提供了方便。

卷十一、十二、十三杂考三卷，玉玺、金书铁券、服带、袋符、佩牌、耕织、宋元宫殿等内容比较零散，年久亦不易传承，王佐记述为我们保存了大量实物考据数据，尤其是宋元宫殿部分，使我们结合考古数据了解宋元时期宫殿建筑布局的重要史料[40]，其价值自然是不容忽视的。

总体上讲，王佐新增的内容，对我们今天研究此类古物古迹提供了比较集中的资料，虽然过去我们的重视不够，但究其内容，为我们留下了明中期所见的宝贵资料，特别是那些原始资料已经散佚的内容。因此我们在研究此类器物时，要重新认识王佐新增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