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质疑应该是动物的天性，因为不爱质疑的动物会在漫长的竞争和进化当中灭种。

如果一个人什么都信，玩笑的话是这个人好玩，难听的话是这个人“傻”。

自然科学的门槛高，大家隔行如隔山，觉得自己真不懂，或者说真想搞点有价值的质疑成本很高，所以一般人不会主动质疑，都是大V隔空斗狠，吃瓜群众根据个人好恶站队推波助澜；

社会科学和经济领域，大家觉得自己都懂（虽然我很不以为然），质疑只要有张嘴，会凭空想象就能做到，成本非常低，所以主动参与质疑的人会更多，尤其是质疑政府和富裕的人群，全世界都有广泛的社会基础。

我觉得质疑很正常，也很重要，但无脑质疑，虽然质疑者没什么成本，可是其负的外部性是挺严重的，社会有时要付出巨大代价。现实中理性地反驳无脑质疑又是特别遭骂的事，所以很多人会选择闭嘴，高高挂起。

我今天无脑推断一下有关人士“瞒报”确诊数据的动机和事实，并尝试跟质疑做个联系。

我认为，武汉从开始到今天的数据产生可能有这样过程：

第一阶段：对疫情没有知识积累，没有规范，处于无知阶段，所以无法有有效数据，属于被动“瞒报”；

第二阶段：稳定形势的要求，加上对疫情的继续无知，产生主动“瞒报”；

第三阶段：形势明朗，尤其是换人之后，“瞒报”动机完全消除，因为从成本到收益你都无法得到“瞒报有利益”的解释。此时数据的不准确来自于资源、手段、条件约束，比如压根做不到对所有人测试，以及测试无法完全准确等等。这时候要求数据精准属于现代版“何不食肉糜”，非不为也，实不能也；

第四阶段：上述问题基本解决后，还有工作失误导致的所谓“瞒报”，这个永远无法避免，这属于无心之举。

所以，从理性质疑的角度，前两个阶段质疑数据、质疑瞒报非常好，有助于问题的解决；第三个阶段从数据推演，进而质疑为什么手段还不行，资源还不到位，就能继续推动事态向好；第四个阶段，可以继续质疑哪里还有工作漏洞，以便大家把工作做得更好。

但是我们看到质疑者在四个阶段一成不变地质疑“瞒报”，我就只好再把质疑分分类了：

第一类：无意、无知：吃瓜群众；无可厚非，靠沟通和解释能化解；

第二类：无意、有知：这个大多数属于信息不对称的范畴，也好办；

第三类：有意、无知：大家给命个名吧。

第四类：有意、有知：这就属于带节奏的公知范畴了，在我眼里就是坏人。

顺便说一下国外的情形：大多数国家经历了第一、第二阶段，现在处于第三阶段，数据精确度已经不那么重要，现在是大量的物资支持、人力投入阶段，参考数据变化趋势得到大致结论比精确更重要。

然后我看到对中国有洁癖的很多大V对海外三个阶段的数据都鸦雀无声，就可以理性质疑谁是彻头彻尾的双标人了。把这些人送出去体验体验，给面对危险的海外华人开口子回来避险，我觉得更有助于提振国民爱国热情

希望主流媒体朋友把现在的质疑关注点放到各地政府如何把流程做得更细，既人性化，又能更好地防范输入疫情的扩散，表扬做的好的地区，给做得差的地区多敲敲钟。多给民众解解惑，一滴剧毒液，一个人喝了会死亡；倒进江河，大家每人舀口水喝没大事；即便是核废料，你把他封闭起来，埋好，对大家也没什么影响。否则，恐慌的心态不消除，非常影响社会正常秩序的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