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拓对照2.0时代的到来——《张猛龙碑刻拓对勘》观感

标签:
不跳舞拓本印本原石张猛龙 |
分类: 藏之法书 |

如果未来书法印本也能依各品类做传,2007年当为碑拓对照的元年。这一年文物社引进日本精心整备的雁塔圣教原石材料出版了两册装的8开蓝皮本,有趣的是,序、记这两册一左翻一右翻,竟然成了“一对儿”。在此之前,别说原石和拓本比对,就是字帖中收录一张原石缩影都属罕见。虽然这创举严格来说算是舶来品,但其碑拓对照的形式却让国内出版业和书圈眼界大开,从此播下了种子。
2010年蒙中兄为重庆出版社编印的《唐回元观钟楼铭》才算是真正本土头一遭,得到众多书友关注与认可,我也是当时挤在人堆里叫好的其中一个。
其后这概念被陆陆续续扩展至其它领域,如金文的原器铭文与拓本对照、刻帖的石拓对照(玉版十三行)等,激起过不少浪花,但始终未入主流。直至2019年,碑拓对照的印本才正式跨入2.0时代。
2.0有什么不同?
我觉得有两件事标志着新时代的到来:一是对原石图像的质量要求提高到与拓本相等的水平;二是成系列的选题登陆市场。
这第一件事就来自于下面要介绍的《张猛龙碑刻拓对勘》,很凑巧地,又是我们熟悉的文物社出品。
其后这概念被陆陆续续扩展至其它领域,如金文的原器铭文与拓本对照、刻帖的石拓对照(玉版十三行)等,激起过不少浪花,但始终未入主流。直至2019年,碑拓对照的印本才正式跨入2.0时代。
2.0有什么不同?
我觉得有两件事标志着新时代的到来:一是对原石图像的质量要求提高到与拓本相等的水平;二是成系列的选题登陆市场。
这第一件事就来自于下面要介绍的《张猛龙碑刻拓对勘》,很凑巧地,又是我们熟悉的文物社出品。
这是很用心的一本字帖,甚至可以说是文物社碑帖印本历史上对于图版调校最严苛的一次。
这本书文物社预订挂了很久,版权页上写着2018年,实际面世已经是2019年了。
尽管碑拓对照(或称刻拓对照、石拓对照等)已不是一个新鲜事物,但大多数书友对于书中的原石图像还是持着“参考”的眼光,也就是说在拓本之外,多一个信息线,一旦有拓本中不明之事,再看看原石辅助求证。拓本为主,原石为次。所以一直以来,对于原石图像并未有太高要求(与对拓本图像日益高精尖的要求相比),Nice to have,能看看就好,其它清晰度、亮度、稳定性、尺寸等等皆未入考量。
张猛龙这册则彻底颠覆了这种价值观,他告诉我们的是:也许原石可以成为习书的第一参照,而拓本作为辅助。君不见,书中是原石图像在前,拓本在后,就充分说明了问题。
这本书文物社预订挂了很久,版权页上写着2018年,实际面世已经是2019年了。
尽管碑拓对照(或称刻拓对照、石拓对照等)已不是一个新鲜事物,但大多数书友对于书中的原石图像还是持着“参考”的眼光,也就是说在拓本之外,多一个信息线,一旦有拓本中不明之事,再看看原石辅助求证。拓本为主,原石为次。所以一直以来,对于原石图像并未有太高要求(与对拓本图像日益高精尖的要求相比),Nice to have,能看看就好,其它清晰度、亮度、稳定性、尺寸等等皆未入考量。
张猛龙这册则彻底颠覆了这种价值观,他告诉我们的是:也许原石可以成为习书的第一参照,而拓本作为辅助。君不见,书中是原石图像在前,拓本在后,就充分说明了问题。

拓本所收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杨思胜藏本,实清初拓(书中称明拓),之前河南大开曾有印过,但不太理想,这次是采用了新摄的图版,稳定性非常好,单论拓本洗牌价值也足够了。
虽然原石是本书第一重心,但拓本的呈现也很完整,包括全套签跋,只是为了比对方便,将剪裱本的剪条分割开了。
大家可以先感受一下原石图版的质量,后面还会更多谈到。

碑文对照。为了充分利用开本,对包括拓本在内的图版进行了电子剪拼,改为一行六字。为完整进行石面研究,损泐处也没有剪弃。
从这页开始,我们就能看到真正碑拓对照应有的样子,同样精调原色图版,精确比例、方向、位置、光感,前后历时五个月(至于编者到底花了多少功夫在这些图版的处理上,请见书后附文第五节,无需我再赘述)。而一切定位皆以石为据,再次展现着此书以原石为第一中心的编辑宗旨。
如果仅以字帖的角度,这篇书评基本已可以收笔了。一直在说此书技术上的各种优点,也该谈谈非技术的方面。
其实这本张猛龙与荒金的雁塔是同样的研究型著作,列举了大量对照图版,其本意是为了支持作论,也就是书后的这一篇——《“书丹未刻时”深度学习》。
而读完这篇文章,有些感想却不吐不快,正好借此帖一道谈谈:
1、我对作者的大部分观点是心有戚戚焉的,尤其是对于大数据库的建立与原石取像存档的紧迫性,正是我辈呼吁良久的。
2、尽管原石信息的捕捉与参考有着时代意义和学术意义,但这些信息对于修习和研究的作用与其作用范围,我个人认为不宜无限扩大,必要加以客观限定。原因有三:一、必须根据原石的保存状况区分其适用权重,以免落入教条主义。因为现代的石与历史的拓之间必然有替代和置换作用,非彻底的一一对应,石很多时候并不全能证明拓,也就不全能证明原书的旧时面貌;二、拓本的诞生既是为传(相当于旧时印刷),也是为习,因为原石石面信息的复杂特性,以纸墨拓出本身也是为了简化以便利习学,直至现在,临习依然是以拓本或其印本为最有效的工具,原石可做修正之用,但拓一石二顺序不会颠倒;三、研究原石需要不仅对于石面信息的把握,更需要对于大量拓本信息的分析与掌握,对于石面可能产生差异的原因复合分析,以及对各拓本可能产生差异的原因复合分析,很多时候结论失之草率是因为经验而不是方法问题。
其实这本张猛龙与荒金的雁塔是同样的研究型著作,列举了大量对照图版,其本意是为了支持作论,也就是书后的这一篇——《“书丹未刻时”深度学习》。
而读完这篇文章,有些感想却不吐不快,正好借此帖一道谈谈:
1、我对作者的大部分观点是心有戚戚焉的,尤其是对于大数据库的建立与原石取像存档的紧迫性,正是我辈呼吁良久的。
2、尽管原石信息的捕捉与参考有着时代意义和学术意义,但这些信息对于修习和研究的作用与其作用范围,我个人认为不宜无限扩大,必要加以客观限定。原因有三:一、必须根据原石的保存状况区分其适用权重,以免落入教条主义。因为现代的石与历史的拓之间必然有替代和置换作用,非彻底的一一对应,石很多时候并不全能证明拓,也就不全能证明原书的旧时面貌;二、拓本的诞生既是为传(相当于旧时印刷),也是为习,因为原石石面信息的复杂特性,以纸墨拓出本身也是为了简化以便利习学,直至现在,临习依然是以拓本或其印本为最有效的工具,原石可做修正之用,但拓一石二顺序不会颠倒;三、研究原石需要不仅对于石面信息的把握,更需要对于大量拓本信息的分析与掌握,对于石面可能产生差异的原因复合分析,以及对各拓本可能产生差异的原因复合分析,很多时候结论失之草率是因为经验而不是方法问题。

文中对很多考据点做了图版比较,是一件好事,但一些结论还是下得有些草率。样本中比较注重不同时代的对比,但对于拓本图版中的信息吸收过于直接,对黑老虎中各种现象的形成欠缺一些辨析经验。我们进行大数据校碑时有一个重要步骤,是根据拓本个体的特征过滤纸墨、拓工、装裱以及填描形态的干扰,未经过这个过程,如隔纱观物,无法准确把握拓本呈现信息,也就容易误导结论。
例如书中几次提及首行“龙”字,如表二,尤其是杨思胜本、启功藏本、《中国法书选》王瓘本实均清初拓,前后相隔不远,为什么此字面貌差别如此之大?文中结论是原石上点画尚存,但《原色法帖选》阮元本与王瓘本拓失。拓失的猜测当然是存在可能性,但不是在这种纸墨状态下。阮元本湮墨较重,侧面说明上纸紧,更不可能有这种形状的拓失。而进一步分析各拓的纸墨与填描特点,可以发现杨思胜本可能是以纸涂墨点蘸出大约的笔画形状,而启功本则是整字填描或移补(包括其中两点间的石面,周围该有的石花已全部被掩了),真正能反映不同时间真实石面状况的反倒是阮元本(明)、王瓘本(清初)和《曲阜精选》当代拓本。可见此处小片石面在明时已全泐失,后至近代石面下降,加之人为补刻点画(该点形态生硬奇特,正是出于此因,同样的还有第一横笔)形成目前的模样,而启功本要么是依近代晚拓描出的,要么正是以晚拓补入(此本中后补与自填不是个例,可见先生自跋),需上手细观方可辨究竟。有朋友要问了,我的论点除经验之外,有什么依据?这还是要靠大数据,看朱翼盦本(明)、国图沈树镛本(明末)、上图沈树镛本(清初)、同朋社印王戟门本(清初)、李宗翰本(清初),其中“龙”字左上皆已全损,而只有以重填出名的狄平子本(约清初)有点画等存在,更可证面貌之真伪。另外,作者举例中的六行“钟”字、七行“祠”字、“部”字、十二行“奉”字、十七行“风”字皆同此理,其它的字则是未能排除拓工与纸损干扰造成的主观误解。应该很负责的说一句,曲阜与西安碑林的大量碑刻均存在此种现象(看似部分现存原石考据优于古拓),并非个例,新原石证旧拓往往不具备足够逻辑性,反之倒甚可行,正如表三、表八呈现的依时序演进。
所以,在我们拥有了足够的原石信息之后,还要慎加利用,扩大拓本的大数据量是切实可行的一个办法。
感觉像是通过此帖与作者黄先生笔谈了一回,尽管观点不尽相同,但此书的认真精神与实验价值依然开启了一个时代,2.0鼻祖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