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江小鱼            

我们知道，现代科学的进步带来前所未有的方便和快捷，也极大程度提升了人们的生活质量。然而，仍然有一部分国家或地区，那里的人并没有享受到多少现代文明带来的好处，很多人甚至还是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生活。我印象深刻的，是曾在电视上看到一位主持人的感叹：十年前我去过这个地区，如今再去，他们除了岁数和容貌外，并没有什么改变。

有些人认为是因为他们缺乏资金，故此设法帮助他们。穆罕默德·尤努斯无疑是最著名的一位，这个曾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孟加拉国大学教授，开创和发展了“小额贷款”服务，专门提供给因贫穷而无法获得传统银行贷款的创业者，而他和他创办的孟加拉乡村银行因此获得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

而尤氏最近在中国接受采访时，说了这样一番话：“我整日研究的经济学理论，面对这些穷人的现实境遇，显得那么苍白无力。我第一次感到，无视贫困、无视真实世界中人的痛苦与愿望是经济学的失败！不能用经济学知识去帮助穷人消除贫困是经济学家的耻辱！”这段话，前一句是正确的，因为经济学并不能告知人们如何脱贫。而“不能用经济学知识去帮助穷人消除贫困是经济学家的耻辱”这句却让我明白了尤氏为何赢得的是和平奖而非经济学奖。

尤氏常说到的一个例子，是一个妇女从最开始借贷30美元开始，一步一步创办了自己的企业。这些个别的例子，我不应质疑，然而我对于这样的贷款，究竟能否大范围改变一个地区的格局提升他们的生活水平还是存疑。那些人原本的贫困，仅仅是因为他们没有启动资金么？

有一则流传甚广的传闻，说有人去扶贫，买了羊羔送给农户，后来去回访，受赠者抹抹嘴说，味道还不错。很多人都转述过这个故事，带着“烂泥扶不上壁”的叹息。我却有疑惑：农家不会不知道，羊羔养大后能卖更多的钱。是否有其他的因素制约，他们决定宰而食之而非继续饲养？

我在海南政府网站一个关于扶贫的节目里头得到了类似的证实。针对关于吃掉扶贫猪苗的传言，有知情者说确有此事，主要是因为那里的农民不懂得养猪技术，扶贫部门送来60斤的猪苗，他们养了一年后只有50斤，所以杀来吃了。

农民并非天生好吃懒做，由于信息的缺乏，他们并不具备某种专业知识，授之以鱼也只是暂时的果腹而已。孟加拉国的小额贷款，利率并不低，高达20%，如果原来的农民们仅仅是缺乏资金导致贫穷，有利可图，为何资本家不介入？事实上，追溯历史，孟加拉国政治格局一直处于长期的不稳定之中，只有进入上世纪90年代，才相对稳定。而也正是从那时开始，随着体制的改革，孟国经济也步入了稳定的增长期。

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帕萨·达斯古普塔写了本《大众经济学》的书，以美国女孩贝姬和埃塞俄比亚女孩德斯塔两人不同的境况作为引子，探讨国贫国富的原因，在书后有这样一句：在我们试图理解为何贝基的世界和德丝塔的世界的生活水准如此不同时，最保险的方法就是，把制度看作那个解释要素。如同林毅夫在为此书作的序中说的那样，一般人关注的资本、自然资源等仅是决定一个国家贫富的表层原因，而一个国家的制度安排是否能够最大程度地调动每个人的工作、学习、积累和创新的积极性，才是根本原因。

制度二字固然重要，但如果仅停留在此二字，那么一切问题都是制度问题，说了等于没说。而关键之处应落实到合约之上，包括允许自由缔约，同时也要保护合约。自由缔约即是允许市场的人，按照自己情况订立合约。而同时，要有保护合约的法律制度，对违约者予以惩罚。这样才能给予人们对前景的一种稳定预期，投资、积累、创新才会有动力。

而最让人啼笑皆非的是某些人解释西方一些国家发达、工人收入较高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有工会有最低工资法案保护工人权益。把这些破坏而非保护市场合约的制度解释为国富之因，和面对“为何刘翔能在2009年上海国际田径黄金大奖赛上夺得奖牌”这个问题，答曰“因为他受过脚伤，所以能夺牌”，是一样的。

一样的无厘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