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希文，1963年出生，11岁开始学习围棋，13岁跟随恩师聂卫平棋圣从牡丹江到北京，开始了30余年的围棋生涯。14岁成为围棋职业棋手，1979年进入国家队，1982年定为四段，1990年升为六段。20世纪80年代有“东北棋王”之称。棋风雄健有力，擅长“围大空”、“杀大龙”。2018年6月17日病逝。

     

    

     

  

 

 

前言

 

1989年春节刚过，在一种迷茫的状态中我来到了北京，开始了所谓的最早的围棋“北漂”，那时虽也还有职业五段的名份，但都早已没有职业棋手的待遇，更别提专业训练。其实早在1987年就是这种“下岗”状态，只是没有来北京真正的“北漂”而已。可以说自己已经流落“江湖”，其实自从11岁学棋开始就已踏入“围棋江湖”而无法回头。

 

从上世纪1974年暑假学棋至今已有四十余年，其中除10年在职业棋界“充数”外，近30年都是在“围棋江湖”混迹度过的。其实，职业棋界也是“江湖”，只不过它“水”比较深而外界知之甚少罢了。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下，围棋界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于我在职业和业余界都亲身经历过，可以一定程度上揭开“围棋江湖”尤其是“职业围棋江湖”的神秘面纱，把遇到的、听到的知道的各种故事趣闻统统写出来，晒晒阳光，让读者了解我的视角里一个相对真实的“围棋江湖”。

  

 

一、入门即入江湖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一出京剧叫《智取*虎山》，里边有一句杨子荣的台词“联络图一到手，这牡丹江一带可都是我们的了。”我就出生在这边陲小城牡丹江市，往西300公里是省会哈尔滨，往东150公里是边境城市绥芬河，向北是佳木斯市，向南是吉林省延边的图门市，当年号称“滨绥图佳”。

 

小时候没上过幼儿园，什么也没学过。上小学时虽然学习成绩很好，但也没什么大用。直到有一天看到了改变自己一生的一条简讯，一本不记得什么名字的书上说“中国围棋队与日本围棋代表团比赛”的简介。我很好奇！当时我会下象棋，不知道什么是围棋，我问我爸爸，我爸很兴奋的告诉我：“你杨叔是市里的围棋高手，他大舅比他下得还好，我哪天带你去找他们”。

 

杨叔叫杨世汉，是我爸最好的同学之一，常到我家来，我非常熟，但是不知道他会下围棋，而且还是市里的高手。

 

过了几天我爸就领我到他大舅家先认识一下，他叫何威，当时大约50岁，按辈分我叫他舅爷，他和他的家族应该算是我的启蒙老师。他当时是我们市里最好棋手之一。他的两个儿子何平、何涛下得也不错。记得过了几天我就去正式学棋了，第一次何平叔叔教我如何做眼，告诉我两个眼就是活棋，然后就开始学着下棋了。哪像现在学棋那么复杂，学棋半年甚至一年了，有时连一盘完整的棋都没下过。

 

何涛比我大大约四、五岁，我叫他小叔。其实他对我帮助最大，当时正值暑假，他每天都陪我下，我又和别人下，整天下得昏天黑地，早上吃完饭就去下棋，晚上才回家，中饭有时也不吃，后来把胃都饿坏了。

 

我们牡丹江市的围棋界当时也形成一个“小江湖”，以我的老师何威为首属市区派，以老关（关德夫）为首的有“纤维厂派”，还有介于上两派之间的“牡纺派”和机车厂、造纸厂、林机厂等小帮派。后来我走向全省、全国才知道，哪里的围棋界大体都是这种"江湖”格局，包括日韩。在这个"江湖"里大家既有相互角逐的明争暗斗，也有正直温暖的雪中送炭。

 

我们市区派的首领也是我的老师叫何威，他毕业于伪Man时期的“国高”，后来参加了GMinD驻长春的部队，辽沈战役在长春和平起义后加入了解放军，随军一直打到广东，后复员转业回老家牡丹江当教师，那啥中也受到过不公正待遇。改革开放后被选为区委员，日语热时曾教过日语。他学棋的经历也偶然，请看他的叙述：

 

"我是在一个炮火纷飞的日子里学下围棋的。1945年8月苏军进攻牡市，我与两个同学在防空洞里躲避空袭。一起避难的有位中学老师，为了驱逐轰炸的恐惧，消磨时光，他就教我们下起围棋来。”

 

可能他认为他最大的成就之一，就是培养我成为职业棋手。因为是教师出身，他对围棋的学习也很正规，他从1960年就开始订阅上海的《围棋》月刊，一直订到改革开放后停刊为止。我开始学棋后看的棋书都是从他那获得的，吴请源的《黑布局》、《白布局》、《定式要领》等专著及坂田的《攻逼法》都翻烂了。何老先生做事一板一眼，很有学者风范，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家不足三十平米，却是全市最长久的围棋活动中心，每逢周日就聚集着全市的众多围棋高手下棋交流，少则三、五人，多叫二十多人，他的夫人（我叫舅奶的吕女士）更是作出了很大牺牲，每到周日都得到"外屋地"待着（厨房），他家为牡丹江围棋事业贡现巨大，我就是在那种环境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我与当时牡市的几乎所有高手都下过棋，棋也就不断地提高。当时痴迷围棋棋瘾极大，只要能下棋，就什么都忘了。记得有一次牙疼，但晚上到我妈妈厂里跟一个叫刘宣文的下棋，下着下着牙都不疼了，下围棋竟成了“止疼药”。

 

这里再着重说说我爸的同学杨世汉杨叔。他是一个很有特色和能力的人，见多识广，对我的成长也有很大帮助，但他因为下棋也耽误了不少自己的事。他十分有趣。他的棋力比他大舅何老先生稍差一些，但他不服，要下升降，扬言要把何老先生打到让先或两子，因此两人互相较劲。有一次下完棋争执起来，杨叔争不过，居然要撕何的《围棋》月刊，当舅的也大怒！叫着他的小名制止他，结果杨叔撕完就跑了！听我爸讲了此事感到两个人真有意思，为了下棋跟小孩一样。其实他们两人的感情是非常好的，不然我爸也不会与何老那么熟。不过比起我老婆撕书，那杨叔是小儿科了，我老婆她一“发威”有时就毁我的书，而且毁得无法修复，一想到此我就“胆战心惊”，围棋书已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后来90年代杨叔一直在哈尔滨、大庆一带搞项目，在一次实验中遇难，我爸和我听到此消息都悲伤不已。

 

再说何老先生一件趣事：1976年夏，哈尔滨的棋手来牡丹江下棋交流，他和一个叫熊厉平的人对局。由于对方赢了，就说自己在一个定式上占了便宜，他那手飞是胜招，可何老先生据理力争，说吴清源说过：这个定式是黑有利，怎么能说我这黑方亏了呢，对方哑口无言。可见其认真之态度。

 

市区这派第二号人物是付志忱付老师，我当时在革命小学上小学（后来又改回叫东牡丹小学），他是我们学校的老师，他曾给我们上了一节体育课，那真是侃侃而谈，讲得引人入胜。他能说能写，嘴不饶人，除比较尊重何老外，其它均是他挖苦的对象，当然都是没有恶意的。他也是棋瘾巨大，几乎每周日都到何家去下棋，他喜欢抽烟，经常搞得烟灰满桌，搞得不抽烟的何老师经常责怪他。他哥哥和弟弟也都会下，但水平不如他。他儿子付元后来也学会了下棋，得过黑龙江省的冠军。

 

第三号人物叫孙玉汉，他虽然棋力只在市前十名，但非常热心，脾气好，棋瘾也很大，也是“何家棋社”的常客。

 

1974年冬天，何、付、孙三位老师在文化宫领导姜连发的支持下，办了一个围棋学习班，此班使我受益非浅。当时气温零下二十度左右，但我和学习班人都热情不减，有时冒着大雷也要去，真有点像三八年革命青午奔赴延安那种劲头。课也由他们三人讲，何老讲的是黑、白布局，内容我忘了，付老师讲的是吴请源《中盘战术死话和收官》里第一形，是吴执白对坂田的一局，吴清源利用做劫打开局面，真是精彩粉呈，其实当时我也是懵里懵灯，直到后来专业以后才彻底理解。那时日本岩本薰、细川干仞等都是打劫高手，但吴清源堪称"打劫之王”，以后有空编一本《吴清源开劫的艺术》，肯定象看美女一样养眼悦目，说不定还有宜健康呢。孙老师讲的是官子，点三三角能便宣大约两目的二、一路点，俗话说——"角上二、一有妙手”。

 

学习班开了不久，有一天突然来了一个在牡丹江师范学院进修的杭州“知识青年”，带着介绍信，说是来学习的，当时是孙老师接待他的，结果一下棋，孙老师不堪一击，接着其他高手轮番上阵，均不是对手，大家惊呼“来高手了”！

 

当时牡丹江也就是关德夫在沈阳与黄成俊等高手打过交道，包括我老师在内所有人都未与什么高手打过交道。来的高手叫盛志怀，杭州来黑龙江下乡的青年，他当时的水平大约有现在的中等业余5段。我的老师们也就业2、业3的水平，自然都下不过他。我也被让九子与他下过，他的到来对牡丹江围棋界触动很大，对我的进步也有一定的帮助。后来他返回了杭州，做了一名人民教师，培养过施州四段。

 

在学习班结束后的1975年初，曾举行全市的比赛，我第一次参加比赛，但那时水平还不行，也没啥成绩。

 

1975年夏天，何、付、孙三位老师出于对围棋的热爱，在文化宫主管领导姜连发的支持下，土法上马，制作了一个围棋大挂盘和黑白棋子，在棋盘的交叉点上钉上钉子，然后把黑白子钻个眼往上挂，在文化宫的广场上组织高手作表演，记得我也上去表演过，对手是付老师，结果我输了，这项活动对围棋普及和宣传起了很好的作用。那时我学棋一年，已接近市里的一流水平，有现在网络平台3d的水平。年底我获市和地区的少年冠军，1976年初，我已达到全市的最好水平，大约是现在网络平台4d。

 

最后再说一说我们市“围棋江湖”的另一大派的代表人物关德夫。

 

老关在牡丹江纤维厂工作，在医务室当大夫，大家都叫他“关大夫”，当时在我们市里棋力最强。后来我曾与东北围棋界的老前辈沈阳的黄成俊四段谈起老关，他很吃惊，说关还能当“大夫”，“他会吗？”他说老关当时军校刚毕业，是一名少尉军官，大家都叫他“小军官”，经常在沈阳的棋滩上下棋。

 

我学棋那年，他作为牡丹江的代表，参加了当年的黑龙江省运动会，获得了第五名。据好友五段陈兆峰说，省运会报到时，老关一看当时省里的高手吴广熹不参加，认为冠军非自己莫属，结果一上来就连败几阵，觉得自己很没面子，就打算不下了弃权，后经人劝告才继续比赛。我第一次见他，就是他参加完省运会刚从哈尔滨回来。

 

老关比较好面子，戴一副金丝边眼镜，据说他比较理想的局面就是“活棋外面又出着头”。在他的影响下，纤维厂出了几个高手，有个叫高文成的四川人，曾拿过一届市里的冠军，还有一个叫“二江”的得过市里前十名。还有个下棋巨慢的李九怀和一个姓宋的。

 

我们牡丹江这“围棋江湖”的两大派虽也明争暗斗，但基本上是很文明的，顶多是无恶意的揭揭短，开开玩笑，并没有什么“险恶”。比如老关省里获第五，第二年在市比赛却打了个第六，被付老师挖苦了一番，老关也只好报以苦笑。

 

在我去省队前几乎未听说过假棋、让棋、彩棋，还是很纯净的，不像后来经历了很多的“江湖故事”。

 

  

  

二、扬名哈尔滨，幸遇聂棋圣

 

省城哈尔滨是黑龙江的省会，这是一座美丽的城市，有“天鹅项下的明珠”和“东方小巴黎”之称。是令我终生难忘的城市，从那里我走向了全国的“围棋江湖”，在那里我前后生活了六年，体会了人生初期的酸甜苦辣。

  

第一次去哈尔滨大约是八、九岁，我爸为了让我看看大城市、见见世面，借出差带我去了一次。其实也不过是白天逛逛商业街、看看松花江，晚上再去火车站体会一下“灯火辉煌”，就算见了点世面吧。

 

1976年是新中国历史上变幻传奇的一年，噩耗、迷茫、灾难、惊喜，此起彼伏。1月8日一代伟人周恩来逝世、4月5日四五运动爆发。邓小平被第三次打倒，老百姓处于一种茫然状态。当时我还是13岁的少年，还不能完全理解、辨别很多事情、仍然经常下棋。

 

大约是四月二十日左右，牡丹江棋类协会、市体委决定组织一支有象棋、围棋高手组成的市代表队去哈尔滨跟省队学习、交流，这是由于当时牡丹江的象棋第一高手孙铁瑞当时在省队集训，代表省队去参加全国比赛，由他撮合、联系的这次活动，我真应该感谢他，我也就不能写这篇志在娱乐大家的"江湖四十年了”。

 

当时出差需要介绍信，市休委出介绍信不出钱。我们围棋代表队由何威、付志忱、何涛和我四人组成，由于小叔何涛和我还星学生，体委让教育局出钱，可教育根本不买体委的帐，拒绝出钱。我只好回家跟爸妈说，他们出于爱对我说；"咱们自己出钱，你跟着去玩吧”。没想到这一玩竟玩成了自己的"围棋人生“。那时牡丹江到哈尔滨的火车硬座票价是6元，学生3元。乘的既是慢车又是夜车，"咣当""咣当"十个小时才到。到了哈尔滨后，因住旅馆要花钱，经孙铁瑞帮忙，把我安排在省集训队宿舍和他们一起往，当时在那住的非哈队员有三人，分别是1975年省运会象棋冠军孙铁瑞，围棋冠军薛至诚，后来当过国际象棋国家队教练的上海知青张伟达。当晚薛至诚薛老师让我两子下了一盘，我输了。

 

第二天开始正式交流学习，何、付二老师与省队商定：我们每人与省队五人下一盘，全部让我们先，也就是我们全部执黑不贴目。省队五人分别是1974年省运会冠军薛至诚，亚军陈兆峰，准备参加全国围棋团体赛的男少年鲁健，女少年牛力力，参加个人赛的王朝宇。何、付二老师一盘未羸，何涛小叔只赢了王朝宇。按说薛、陈二人明显比我强，鲁、牛、王三人也应该比我强，但结果令人大跌眼镜的是：我只输给了陈兆峰，其余四人我都赢了，这一下震惊了哈尔滨棋坛，基至把我传成了"神童"，其实是"扯谈”，从后来我的围棋生涯看，我离"神童”相去甚远，最后也不过一个合格的职业棋手而已。他们四人之所以输给我，可能跟他们大意或想赢怕输的心理负担有关，再加上不贴目，所以我多少有点侥幸。

 

在我们向省队学习期间，也有一些哈尔滨的棋友闻讯前来观看，通过交流与我们成了好朋友，其中有位德高望众叫高松的老师特别热情，他儿子高宇航棋也下的不错。我们与省队交流学习之后，高老师又帮我们联系了与哈尔滨围棋界的交流，当时把我安排在位于松花江边的青年官与哈尔滨的一流高手轮番交战，我竟连赢七盘，不知哪来的运气。最后一盘输给丁一个叫熊厉平的人，下完他挺牛逼的说："你的中盘不行”。令我愕然！其实我是有累和大意。熊厉平是典型"哈老大"那种"牛逼哄哄"的人，他让我首次领略了什么是"牛逼"的"风采“，不过他人并不坏，后来我和他及他弟弟成了好朋友，这是后话。"哈老大"是当年我们黑龙江省小地方、小城市人对哈尔该市及哈尔滨人的优越感和"霸气”的一种称谓。

 

在哈尔滨辉煌了两次之后，好事还没有完。聂卫平，也就是今天的棋圣聂老，当年首次出访日本先后击败超一流棋手天元藤泽秀行和本因坊石田芳夫，刮完"聂旋风"之后，又马不停蹄的来到哈尔滨，准备带省队去合肥参加全国比赛的预赛。

 

聂老到哈后，也住在我住的省队宿舍里。那是个什么样的宿舍呢？是哈尔滨市当年的八区体育场看台下边的房子，根本不是什么正经住房，屋顶是斜着的，在一些长条凳上搭上木板，铺上草，再放上被褥，晚上七、八个人在上边睡觉，跟赵本山在小品里说的东北特色的"大车店"差不多。屋里连把椅子都没有，进门就得上“炕”。

 

2009年夏天我曾带天津科技出版社围棋编辑石昆等人去见聂老，他当时的经纪人姜红跟我开玩笑说：“黄老师，你说你是聂老的学生，人家聂老承认吗？”这可是我的人生底线之一，否则我不成了招摇撞骗吗，我很“较劲”的对姜红姜姐说：“那好，我们一会见到聂老问问他。”

 

我们一帮人见到聂老后，我说：“聂老，姜姐质疑我是您的学生吗？”此时聂老刚给道场的学生讲完棋，非常疲劳的样子，但对此问题却非常大声的说：“这是我最正宗的学生”。聂老是个从来不说假话和虚话的人，这次不仅实事求是，也当着众人给足了我面子。在我前后几十年的岁月里，他经常在人前人后给我面子，令我感激不尽。

 

我接着又说：“姜姐，当年我们一起参加比赛，一起住在有四张床的招待所里。”我的意思是说，那时既使象聂老这样的大人物，也和我们一样住在普通的环境里。哪想到聂老突然又大声说："什么招待所，我们一起住一条大炕啊。"我才猛然想起，1976年的四月和八月我们一同在八区体育场的“大车店”住过。顺便说一句，作为聂老的学生在围棋方面我所取得的成绩还是很惭愧的，这是后话。

 

当天晚上聂老根本就没怎么睡，一直与人下国际象棋，可能一直下到天亮，因为我已睡着了，后边的事就不知道了，当时聂老才24岁，精力真是充沛啊！

 

第二天上午，孙铁瑞老师、高松老师等人向聂老大肆"吹捧”、推荐我。孙老师与聂老是"酒友“，高老师也认识聂老，聂老于是答应跟我让四子下一盘。

 

聂老的大名我在75年就知道，就是在何家看到一本《新体育》杂志，上面有一篇标题为"没有全局在胸，是不会投下一着好棋子的"，是介绍聂老75年第三届全运会围棋比赛战胜陈祖德获得冠军的一盘棋，当时好象邱鑫和葛康同联合写的。虽然也知道对方是中国第一高手，但当讨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害怕和兴奋，只会傻乎乎的下棋。

 

放上四子后就开始下棋，聂老运子如飞，那时我的棋也不懂什么棋理，连“中间开花三十目”还是这次到哈尔滨之后才知道，“攻厚势、吃活棋”的举动也时常出现。

 

下到中盘，聂老有两三个子的孤棋，聂老可能认为我的水平吃不掉这几子，就脱先了。我那时不会别的，只会乱砍乱杀，我拼了命的吃这几子，聂老跑了几步，大约有六、七子时，看跑不出，就放弃了，吃掉这条"小龙“后，我占据了优势。但随后聂老对我进行了一通官子"大收刮“，"刮"得我手忙脚乱，如果终局前再有两步官子，我必败无疑。

 

刚收完最后一个单官，聂老端起他那桔黄色塑料绳编织成杯套的罐头瓶水杯，喝了一口水说："黑赢一目”。

 

我当时很不以为然，心想，能算得那么准、那么快吗？结果数子后，我"目瞪口呆"！183子，还两子后黑赢半子。

 

赢了此局，又震惊了哈尔滨棋坛，因为之前聂老在哈尔滨下让子棋很少输棋，据说聂老当时也有点没想到，他问我学了多久，我说一年多，其实再有几个月就两年了。

 

此局赢的多少有点侥幸，一、聂老几乎一夜未睡，二、他有点大意，三、据何涛小叔说："当时看的人很多，不断的有人打招呼说话，递烟，聂老一边下棋一边说话接烟，来者不拒，肯定分散一些注意力"。

 

在哈期间，有幸聆听了聂老把他在日本刮“旋风”赢的几盘棋给省队及我们详细讲解了一下。当时我还不会也不能复盘，看到聂老把每一盘绝大多数的着都能复下来，感到十分惊奇，心中暗叹！他怎么有那么好的记忆力。我既使后当了职业棋手，当时复盘还行，过了几天就忘了。差距啊！

 

此后，我们四人就回牡丹江了。2015年5月我打电话问何涛小叔这次哈尔滨之行还有哪些事，因为我当时还小，有些事也不知道或不记得了，他告诉我一件令我十分感动的事。他说：你被让四子赢了以后，聂卫平主动找到何、付二位老师，当时我在场，聂说："我在哈尔滨让很多人四子还没有输过，小黄学一年多就下一成这样，不错！我去过牡丹江，如果小黄一直在那里，不会有什么发展。”何、付喜出望外，何立刻说请他多帮忙，聂说："这样吧，你们给我留个地址，如果有好机会我写信通知你们。"

 

写到这里，我眼泪又禁不住又流了出来，没出息啊！五十多年风雨了，还控制不住自已。我今天是在病床上边治疗边写今天这篇回忆，不当之处请大家理解。

  

 

三、加入集训队、观摩全国赛

 

从哈尔滨回牡丹江没几天，就接到了聂老的来信，当时不象今天通讯这么发达，普通电话都很少，更别说长途电话了，比较快捷的联系方式是打电报，也得四小时后才能收到。聂老在信中通知我去哈尔滨省集训队报到，和他们一起去合肥观摩全国比赛，占教练名额，此消息又令我们师生大喜过望！

 

家里准备了一些简单衣物等用品，就去哈尔滨和聂老率领的省队会合了。这是第一次自己单独出门，坐了一夜的火车，是孙铁瑞孙老师去车站接的我。

 

后来了解到，聂老与我下了棋之后，就想为我改善学棋条件，当时全国赛已报完名了，不能换人，换人也不太好，经费是按人头计算有数的。聂老就到当时省里管文教的书记军表苏民苏政委那里为我说了不少好话，经苏政委同意，再加点经费，带我去全国赛观摩、学习。这才使我从此走进了全国的"围棋江湖"。

 

这也是我第一次出远门去比哈尔滨还远的地方，而且是第一次坐"卧铺"，与其他几位相比，我显得有些"土气"，因为没见过啥世面。下面介绍一下我们这一行人：关于聂老就不必多说了，那是中国国棋第一人，那时是我心中的"神"，现在仍然是。薛至诚薛老师是北京知青，下乡在离我家不远的黑龙江宝清县，当时在我们那里，北京、上海等地的"知青"，在我们眼里就是“洋人”，薛老师多才多艺，不仅围棋得过省运会冠军，蓝球打得也非常好，有点专业的感觉，他还能讲故事，把他看过的书和外国电影讲得绘声绘色，记得一路上给我们讲的一部外国电影《他们比男人更凶狠》和一个叫《林强海峡》的故事，其他我就不记得了。陈兆峰出身书香，其父亲是一所学校的校长，也会下围棋，兆峰老实厚道，棋风也跟他人一样；牛力力父母都在"哈一机"工作，当年是生产坦克的军工企业，在那里工作的都是国家的人才；鲁健的爸妈在哈尔滨气轮厂做技术工作；王朝宇好象也当是教育世家。我们一行人乘坐的是当时哈尔滨直达上海的56次快车，说是快车，比现在的快车慢多，更别提跟现在的高铁比了。好象是后半夜到蚌埠下车，得转车才能去合肥。

 

到合肥后，我们和各省市的代表队一样，都住在一个省级招待所里，由于我是后报名的，一开始没有固定住处，今天这住一天，明天那住一天，记得比赛的第一天是临时住在安徽队的房间里，是后来的陶坚海五段带我去的。陶坚海是当年安徽队第四台，不幸的是前几他英年早逝，真是令人叹息。

 

比赛在一座体育馆里，在赛场内外我见到了许多在书上和听说过的名人：陈祖德、吴淞笙、王汝南、沈果孙、罗建文、黄德勋、华以刚等，还有后来我们这一代的名人：马哓春、刘小光、邵震中等。

 

比赛先进行团体赛，正好第一天的比赛就是我们队遇安徽队，好象除聂老战胜王汝南王老外，其他人都输了。当晚快睡觉时王老回来在蚊帐里一边扇扇子一边说他输的好象有点"冤"，幸亏其他四台都赢了。其实这是一种"借口“，有时就是一种为了自己的面子的行为，许多职业棋手也包括我输棋后都找各种各样的借口来掩饰自己的技不如人。其实据我所知，自1975年聂老获得全国冠军后，国内只有"二德”偶而还能赢他，其他人几乎无人能赢，"二德"即陈祖德和黄德勋，此二人棋风是上来就跟你决战、"玩命"，所以聂老有时也难以保证不失手，这次比赛好象就输给黄德勋黄老一盘。虽然当时聂老处于几乎无敌状态，但我们队后四台明显实力不行，没有进入决赛团体前十二名。那时我们省还没有成立专业队，只是临时拼凑的业余集训队，自然不行，而其他省市早已建立专业队，如上海、浙江、江苏、四川、山西、安徽、福建、广东等省市，他们基本都进入了决赛，全国大多数高手也都在这几个队里。

 

那时是专业和业余的混在一起比赛，大家都没有段位。由于聂老刚在日本刮了"旋风”，各省市的棋手尤其是业余棋手对聂老都极为崇拜，看他下棋的人最多，有的业余棋手比赛遇见他，为了能多学几招，既使输定了也不认输，一直下到最后，不是象今天棋手总是想捡个聂老的"昏着"什么的，就是想多学习学习。

 

每次他下完棋，都有一大帮人跟着他，去看他和对手的复盘，我也是这帮人之一，当然也是希望多学几招。

 

团体赛结束后马上又进入了个人预赛，在小组赛中，出现了两匹"小黑马”，湖北的刘乾利和安徽的王业辉。刘乾利当时还是业余棋手，他比赛每一局一律采用比较复杂的"大斜定式”中的"飞刀"，使很多人都中了"刀"，连罗建文罗老也未能幸免。

 

王业辉虽在安徽的专业队，但当时谁也没有看好他，但他以自已独特的下法，令陈祖德陈老这样的"庞然大物“也无可奈何。最后刘、王二人都闯进了前十二名的决赛。那时比赛少，能进前十二名是非常不容易的，后来二人都调进了国家集训队，但以后就战绩平平，再也没有当年的锐气了。

 

比赛期间我看见一件趣事：就是鲁健与上海少年李青海比赛布局时，鲁健模仿聂老战胜石田时走的目外一间反夹连压四个的定式，吓得李青海生怕"中刀“而不敢反击，鲁健这个定式占了点便宜，不过李青海是当时的少年高手，最后还是他赢了。其实这个定式的连压四个是陈老陈祖德发明的，却被聂老借"刀"大获成功，据说陈老当时颇感"苦涩。”

 

比赛大约进行了20天就结束丁，决赛要等10月份在山原举办，各队各回各家。

 

我们队一行七人没有马上回去，聂老又率领我们抵达郑州到河南队去访问。当时河南是除上海之外的围棋大省，拥有罗建文、黄进先、陈锡明、邵福棠四大前辈高手，刘小光那时还是少年，当时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特意为围棋建了一座“棋楼"，可见其发展围棋力度之大。后来八、九十年代，河南成为一个仅次于国家队的围棋训练基地，散落在全国各省的围棋专业棋手纷纷自发的到郑州集中训练。因为一般各省的专业棋手人太少，总在一起下棋训练既枯燥又乏味，而河南本身就有众多的专业队员，各省又去一些，所以既热闹又有益提高棋力，所以大家都往那跑。不过我只76年跟聂老一起去过，八、九十年代没有再去训练。

 

当时聂老带我们去河南可能有两层目们：一是顺路让我们与河南队交流学习一下，二是他打算10月份太原决赛前他到这里来训练，因为那时国家集训队已解散，所有人都各自回省，他雷要找一个相对较好的地方训练。

 

记得从合肥出发去郑州是同部分河南队队员一起走的，好象在一个什么地方倒车，候车时见缝插针，聂老好象请黄进先黄老跟我下了一盘让四子的指导棋，好象是我贏了，黄老下让子棋也极为认真，如果赢了，黄老就会笑咪咪的非常高兴，如果输了，他也象在比赛中输了一样，满脸的痛苦，对围棋可谓太投入了。八、九十年代河南的"第二国家队"主要是黄老主持操办，他是个热心人，那时去河南训练的人都找他，可以说他是对中国围棋是有贡献的老前辈。

 

到了郑州我们见到认识了一位当时德高望众的老先生，他叫刘厚，大家都叫他"总教练”，他一口"京片子“口音，十分风趣幽默，听说我姓黄，立刻叫我"皇协军”，当时我还不懂什么意思，后来才知道这是"伪军"啊。我和王朝宇去理了个发，他一看立即说："怎么理了个"茶壶盖“，我当时既腼腆又不会说话，窘的满脸通红。我从小就性格内向，爸爸曾说我是"肉头“，遇见"总教练"这样爱开玩笑的人，我不知所措。刘厚老先生也是对中国围棋有过大贡献的人，后文我再详细介绍他传奇的经历。

 

在河南除与河南队学习外，还与少体校围棋班的学员交流一场，具体谁和谁下，胜负如何都记不得了，只记得王冠军大家都夸他，李亚春有点桀骜不驯，李海个高挺帅的，他们的教练是著名棋手庞风元，64年时被评为三段。

 

在河南访问结束后，我们一行人又到了北京，聂、薛二位老师各自回家探亲，我们几个要到处看看、玩玩。我这是第一次来北京，看到了小时候唱的“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的天安门及广场和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等雄伟建筑。

 

正当我们到天坛门口想进去看看时，被告知朱德委员长逝世，停止娱乐活动数天期限还未到，我们只得作罢。1976年真当是多灾多难的一年啊！

 

之后我们全队都回到了哈尔滨，没有不散的宴席，集训队解散各自回家，薛老师回农场，只有聂老还留在哈尔滨八区体育场那个"大车店”宿舍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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