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4日《国土资源报》

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要“建立有效调节工业用地和居住用地合理比价机制，提高工业用地价格”。工业用地价格问题由来已久，在如此重要的文件中涉及到此问题还是第一次，由此不难推测更具针对性的政策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出台。在国土资源部于12月初召开的“全国法制宣传日”座谈会上,胡存智副部长谈到要采取措施提高工业用地价格。

从字面来看，接下来的国土资源部的政策重点在提高工业用地的供应价格上。逻辑上也好理解，当前工业用地利用效率低，甚至出现大量闲置低效利用的现象，根本原因就在于各地政府为招商引资进行恶性竞争，以土地作为工具来吸引工业投资落在本地。低价从来都是和低效绑定在一起的，提高工业用地价格，必然就会让低效用地现象彻底改观。

这样的例子很好找，在浙江的宁波、永康等地，工业用地已经通过激烈的拍卖竞争来确定其价格，高的能达到两三百万一亩。在这些地块上，除了必要的消防通道外，都是数层高的厂房，花园式工厂是不敢想象的事情。高地价转化为用地者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内在动力，就像一个学生在学习中找到知识的乐趣，他会主动去求知。而当前的用地机制却是先低价出让土地，然后用一系列的控制指标、监管机制来督促用地者提高利用效率，这就像学生找不到学习快乐，拿大量的作业和皮鞭来让他学习。两种方式下，学生的学习效果有天壤之别。同样，不解决地价形成机制问题，仅仅依赖监管方式，或者寄希望于租让结合、弹性年期之类的技术性手段，都不能根本上解决工业用地效率问题。

提高工业用地价格成为必然选择，难题却在于如何实现这个目标。工业用地全面实行招拍挂供应方式从2007年就开始，本意是希望通过市场竞争来实现工业用地的市场化价格与合理配置。但实施下来，真正市场竞价方式供应的很少见，大多地方都是以最低价挂牌，并由一家可能事先已经沟通好的企业摘牌获得土地，甚至还有很多地方事后还要在最低价中以各种方式返还部分地价款。都学宁波、永康的拍卖方式，既不需要补贴地价且有高回报，又能促进用地效率提升，何乐而不为？问题确实，没有这样的市场条件，想学也学不来。

浙江的板块经济发展下来，使得一些地方成为全球某个产业的高度集聚地，比如永康是“中国五金之都”。产业生态链条的形成，集聚带来的经济效益，已经远远高过在其他低地价地方投资得到的些许地价优惠，高地价有坚实的产业需求支撑着。这样的市场化基础条件对很多地方来说还不现实，为了能解决招商引资问题，也为了获取GDP、财政收入、就业等方面的政绩，低地价的恶性竞争仍然不少见。而且这种拿土地当招商诱饵的做法不仅限于工业方面，各地层出不穷地制造出各种需要优先供地、优惠供地的产业名头，比如2.5产业、文化旅游产业、养老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包括最近冒出来的电子商务产业园，无一不是出于同样的政绩原因。

同样是政府供应土地，全国各地在商业、住宅用地上都有过成功的拍卖经验，甚至需要靠高层政府通过各类强制手段来压住高地价。可是这经验没法直接复制到工业用地以及上述各类名头的产业用地上。因为商业与住宅用地的基本需求是本地化的，它无法在空间中随意迁移，一个人不会因为房价高一点就丢弃所有的社会关系和工作远走他乡。只要政府通过土地储备配合以相对受控制的供地计划，市场价格就会体现出来，如果再配合一定的货币充盈下的投机行为，价格高涨就往往不受限制。而工业和各类产业投资在空间有迁移性，可以投在安徽，也可以投在河南。地方政府为自身政绩计，再盘算手里掌握的资源，牺牲地价换项目成为其“理性”选择。可是这些各自看似“理性”的选择最后形成我国在工业用地上普遍效率低下的“合成谬误”。

提高工业用地价格，如果还琢磨着靠提高最低价的方式来完成目标，这与加强监管一样都是外在约束手段。根本出路还在于再造工业用地的价格形成机制，不能走地方政府根据政绩要求来确定使用者，根据与周边地区的竞争关系来确定用地价格的老路。直接的来说，要改变当前政绩考核方式，从而改变地方政府的行为取向；要通过规划的科学性来控制地方政府供应工业用地的数量与随意性。更长远也更根本的解决方案应该是改变地方政府作为工业用地供应者的唯一主体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