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日《中国建设报》之《中国住房》周刊头版《一周评论》

降房价一直是近几年来经济管理中的一个重要话题。根本上，房屋和住房的供应速度很慢，前些年货币增长过快，市场流动性过剩引发的需求增长远超过供应的速度，所以房价涨起来是高歌猛进的路数。要降房价，短期内只能采取硬路数，先把需求中的投资部分去掉，所以才有限购的招数，也算是稳住了房价。长期来看，不能否认人们投资的合理性，还是要从经济学的原理出发，去除各种垄断和非市场化的因素阻隔，让各行业的市场空间放开，行业利润尽可能平均化。

价格无非供求两者关系的影响，马力强劲的投资需求控制住后，增加供应就成为降低房价的一个重要手段。国务院在以往多个调控房地产市场的文件里都提出了增加保障性住房和普通商品住宅用地的要求。这是正解，但是关键在于落实，不能只落在政策上。落实下来还需要从两个层面来实现：一个是国家层面能否增加年度的新增建设用地指标，把整体盘子做大；二是地方政府能否调整土地供应结构，在整个盘子里多划出些房地产用地的规模来。

谈到增加年度用地指标的问题，就绕不开十八亿亩耕地红线问题。因为有红线控制，加上占补平衡的要求和补充耕地的能力、潜力都有限，所以每年新增的规模基本限制在现在的600万亩左右。如果要每年大量突破这个规模，就要涉及到红线是否要移动的问题。需不需要保有一定的耕地数量，这个回答是肯定的。但是不是就是十八亿亩，答案就不那么肯定了。虽然有人从粮食亩产量、人口增长、人均消费量是数量、自给率等角度算出一个耕地保护的必要数量，但是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大的统计数据都是不太准的，这个数据只能是纸上的结果。现实中到底耕地够不够还要通过市场的表现和耕种情况的观察来思考。

首先，我国近几年来通过良种应用和种粮补贴等方式，在耕地面积减少的同时实现了粮食产量“九连增”，出现卖粮难的问题，通过建储备粮库的方式来周转量是也带来了巨大的损耗，有报道称，我国每年在存储、运输等环节发生的损耗达500亿斤。如果用去年18亿亩左右的耕地对应5.5亿吨粮食产量来推算，这些损耗相当于8000万亩耕地的产出。而为了保十八亿亩，不仅要在造地上投入大量资金，在一些没有耕地后备潜力的地方只能通过削山填海来造地，带来的生态损失更是无法计算。如果能放松红线，增加土地供应，同时把成本追加投入到提高粮食存储和运输技术上，整个社会来说可能是成本更低的方式。

其次，由于种粮的收入与近期高涨的人力成本比毫无吸引力，各地种地的都是非壮劳力，很多种懒庄稼的，这样仍能带来丰收，说明耕地并不十分紧张。再其次，我国部分粮食价格，比如大豆、玉米已高于国外市场价格，完全可以通过进口替代，等于用外国土地来生产粮食。另外，十八亿亩仅仅是个数字，中国有多少耕地没有个准数，一调之前说有十四亿多亩，一调后变成十九亿多亩，现在二调数据拖延了两年没出来，各方推测数据变动较大。即使是现在掌握的数据里，各地偷偷非法违法占用了的地到底有多少是不清楚的。所以，底子都不清，等于是大家在虚拟保一个根本就不准的红线，使得它仅仅具有一个数字含义而无实际意义。

如果抛开战争的极端情况和部门权力的考虑，国家层面能增加年度用地规模会使得整个土地供应总量增加。但是增加的量是否能体现在房地产开发上，则需要靠地方政府的具体考虑。因为国家只管总规模，规模下去后怎么分，则是地方政府来做主的。

现实中，地方政府并不热衷于多供应房地产用地，市场过冷时，供应也没人要；市场过热时，别的城市都不增加供应，你大面积增加，最后投机资金觉得未来几年当地房屋供应量大，投资收益不如其他城市，会绕道而行。再加上房地产用地供应规模控制住，地价上的回报也会比较可观。

但是从政绩和招商引资的角度来考虑，地方政府在工业用地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用地的供应上却是竭尽全力。一个富士康的内迁，在各省提出的占地要求动辄数千亩，各地没有不满足的。各地工业园区里大片土地晒太阳，长野草的情形蔚为壮观。而城市建设中大广场，宽马路也比比皆是，各地的办公大楼的豪华加上周边广场的气派，足以震惊全世界。土地用在这两个方面似乎从来没有觉得有什么限制。应该说，即使不增加年度用地指标，城市只要通过提高工业用地的利用效率，少铺张建面子工程，增加房地产部分的供地规模并不成大问题，而且还会提高整个城市的土地利用效率。

放大总规模需要整个国家层面的土地管理思路进行调整。而在城市内部进行结构调整，需要针对作为供地主体的地方政府出台政策，约束其低地价、大规模的供应土地招商引资，控制其搞政绩工程的冲动，提高房地产用地的供应比例。

（可能因为敏感，报纸发行时把十八亿亩红线是否必要的分析部分去掉了。这里补充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