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言志，而非纪事，更非纪实。诗中有史，却非史。

　　丁仪在《诗学渊源》中说：“孔子采《诗》，所以存诸侯、人情、风土之真也，读《诗》者，往往可证《春秋》之是非。《叔于田》一篇，可见叔段之仁，国人爱戴之深也。而《春秋》微言，于是益显，所谓‘诗史’是矣。”

　　杜甫之诗也被人称作诗史。晚唐孟棨《本事诗·高逸第三》中说：“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

　　同号诗史，含义却大不同。上古之《诗》，与史相合，可证史、可解史，所以称史。杜诗称史，则是因所写当时之事甚详、甚多。

　　诗既然为诗人所作，而非史家所纪，当然不会如史家用笔与着眼，而是以己之所见抒己之意，即便言及当时，也难免受眼界、胸怀、地位等等所限，可借以了解当时某些世情，却不可就当作史实来理解。假若以诗人之诗为史，鲁鱼亥豕杂说，历史岂非混乱不堪。

　　强以诗为史，乃伤诗之病（见前文《【古诗谭·三】品读古诗的层次》）。

　　杜诗之外，如韩诗等，庄重严谨，亦可称诗史，不如杜诗多罢了，但眼界明显高于杜诗。白诗绮丽流畅，言事甚多，但杜撰也多，当不得史。宋诗少有堪称史者。至明清国难时，有志士之诗堪称史。

　　诗既不可以当作史，用以证个人身世也不可。

　　屈原《离骚》开篇云：“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字字句句清清楚楚，此为真实之纪。后人之诗再无同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