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诗不可避开词。然而此系列专以谈诗，词只略提不作深究。

　　词为诗余，已成俗论。但是，词何以称诗余，甚至词何以称为词，却多不为人了了。

　　上古时，诗词歌赋本不分别。至汉时，赋独立分出。至南北朝，诗渐与歌分，但并未完全相离（见前文《【古诗谭·四】格律诗的进化》）。至晚唐，诗体格律已完善，而古体诗尚存遗风，且乐府未亡，古体诗与乐府中有句式长短不齐者，被称为“长短句”。

　　诗既有可唱和的，又与乐府并存，便有专为某诗作的曲以及为某曲而填写的词。人们在集某人诗作成书的时候，会把他的诗放在最前面，将乐府和长短句附在后面——其中就包括为曲而填的词。五代时后蜀赵崇祚所编的《花间集》被认为是第一部文人词选。

　　南宋王偁为程垓《书舟词》所做的序中说晏几道“独以词名尔”，语颇不屑，这里说的词，其实仍然是“歌词”、“曲子词”的意思，还不是正式作为文学体裁名称的“词”。更早时黄庭坚为晏几道《小山词》所作序中称词为“乐府之余”。足见，当时“词”还尚未正名。

　　词固定作为文学体裁之名是到元明以后。

　　至宋时，诗因过雅而反渐没落，词却因俗而渐流行。南宋时，有把原本附在诗集后面刊印的词截出来单独刊行，名为“某某诗余”，至此才有“诗余”之名。但可见，此时“诗余”还只是指代，并非词的别称。

　　明代张綎编词谱集名为《诗余图谱》，才正式将“诗余”一名加于词。然而此后就为何词可名为诗余议论不绝，至今莫衷一是。一种说词乃诗之余，故名，此说最隆，乾隆时《御定词谱》提要中便说“词亦诗之余派，其音节亦乐之支流”；一种说“诗亡然后词作，故曰余也。（见明代俞彦《爰园词话》）”而清末蒋兆兰《词说》中认为诗家“以词为秽墟，寄其余兴”，此说罕有人同。

　　宋代王栐《燕翼诒谋录·卷五》中记载：“国初，进士词赋押韵，不拘平仄次序。太平兴国三年九月，始诏进士律赋，平仄次第用韵。而考官所出官韵，必用四平四仄，词赋自此整齐，读之铿锵可听矣。”

　　太平兴国是宋太宗赵匡义的第一个年号。至此，词才开始规范起来，比照诗的规矩制定了韵声与格律。今世有人认为词当属格律诗，大谬。

　　究其当时，“词”之名还如上文所说是指“歌词”、“曲子词”，没有脱离唱和曲，所以在韵声上相较诗韵要宽泛得多，这个特点直到词完全脱离曲而独立之后仍一直保留。词韵没有专门的官方版本的韵书，都是各家独立成说，大体相同却细微有别。清代人所著词韵最多，戈载编辑的《词林正韵》所传最广，为后世人作词所必修。

　　清人万树作有《词律》，言明“诗则诵而词则歌”，当时唐、宋曲已基本失传，万树从宋、元名家名作中对照整理出词律，把词分为小令（五十八字以内）、中调（五十九字至九十字）和长调（九十一字以外），对词牌、体例、用韵都做了极详细的注解。《词律》也是学词者所必修。

　　康熙时，命陈廷敬、王奕清等人编辑《御定词谱》，还亲自为之作序。《御定词谱》是在万树《词律》的基础上所做的纠错补遗，纪昀等在《四库提要》中评其“倚声家可永守法程”。

　　宋代王灼《碧鸡漫志》中记载：“雅言初自集，分两体，曰雅词、曰侧艳，目之曰胜萱丽藻。后召试入官，以侧艳体无赖太甚，削去之，再编成集，分五体，曰应制、曰风月脂粉、曰雪月风花、曰脂粉才情、曰杂类，周美成目之曰大声。”从这个记载里可见，当时词风绝大多数是脂粉才情一类，其中不乏所谓淫词艳曲。

　　雅言为南宋初人万俟咏，他“召试入官”是在宋徽宗政和初年，而政和三年宋徽宗制雅乐《大晟》并颁行天下，且“播之教坊”，从此时起，词开始渐渐脱离了民间的俗曲，词风开始由滥俗而转雅，逐渐向诗看齐。

　　词的由俗转雅，在提高了词的内涵的同时，也无形中提高了词的地位，此前文人皆以诗为荣而不屑作词，此后转而喜作词，词也由此作为一个正式文体而得以存续发展。

　　元代陆辅之《词旨》说“正取近雅，而又不远俗”，正是词的真谛。

　　诗有诗品，词也有词品，但词品之说甚晚。

　　明代杨慎有《词品》，对八十余位词人之作详加点评。

　　清代郭麟作《词品》，仿照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将词分为十二品：幽秀、高超、雄放、委曲、清脆、神韵、感慨、奇丽、含蓄、逋峭、秾艳、名隽，每一品也用四言十二句说明。后来有人觉得不过瘾，对《词品》作绪补，不足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