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被誉为诗圣，他在诗坛上的盛誉不言自明，然而盛名之下难免会被人过度美誉，人们甚至以其诗度其人，把他的人品也想得伟大起来。尤其是近来，“伟大的诗人”屡加其冠，究其来由，竟是因外国某著名媒体拍摄的杜甫题材的纪录片推波助澜。然而，杜甫真的伟大吗？他伟大在哪呢？

　　首先“伟大的诗人”这个名头是有歧义的——可以解释为他因他的诗而伟大，也可以解释为他的人格伟大。但其实更可能是基于一个逻辑上的错误，是上述两个含义被有意无意地混淆。要弄清楚杜甫是否真的伟大、伟大在哪，不妨把这两方面分别开来讨论一下。

　　杜甫的《登高》被誉为古今七律第一，非浪得虚名，虽然略有不同见解，但其格律工整严格足以弥补意蕴的些微不足，加上其气势沉远，在格律诗中占得魁首当之无愧。

　　《望岳》虽然在五言诗中排不上前茅，但在诸多泰山诗中无出其右者。

　　简而言之，杜甫留诗千余首，尤其在格律诗方面的成就是无与伦比的，到了中唐时期便已极受推崇，后世又累加其尊，直至明时终被称作诗圣。

　　但是杜诗佶屈聱牙也是文人所共识，而且杜诗并非不可超越。杜甫曾与王维、岑参等共和贾至的《早朝大明宫呈两省僚友》，尽管后世对他们的和诗孰高孰低论断不一，但是《唐诗三百首》只收录了王维、岑参之诗而弃杜甫之诗不用，即便可认为此乃一家之见，但三人的和诗相较，王维《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的气势恢弘、岑参《奉和中书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的细腻清丽，王维更是写出了“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这样的千古绝句，杜甫的《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则只剩下对仗工整和马屁拍得好了，别人只是拍拍皇上顺便恭维一下贾至，杜甫却是连贾至的祖宗三代都拍了。在杜诗中，歌功颂德溜须拍马的诗其实不少。

　　然而今世最为人道的，却是他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和“三吏三别”，其中最让人称道的莫过于《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的最后几句；而他之所以被人们认为伟大，更多是因为“三吏三别”满满地写着普通老百姓的疾苦，这在诗歌史上可谓先河。可见这几首诗被今人推崇其实主要是因为其思想性，而非诗本身的造诣。

　　若论杜甫其人，其实很容易就能发现，他不仅和“伟大”一词毫不沾边，甚至是个甚无责任心一味只知逃避、好高骛远光说不做的庸人，而且个性乖张脾气极差。

　　今人多说杜甫一生郁郁不得志，却不说盛唐时用人不拘一格，为什么李白、杜甫之流却不得重任呢？答案很简单——他们虽有诗才，但不堪重任。

　　开始朝廷给杜甫一个小官他不愿意干，“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宁愿去看管兵器库。好不容易瞅准机会投到肃宗身边，得了个左拾遗的身份（虽然官阶只有从八品上，却是他一生中所作过的最高的官了），却又因为“救房琯”而被贬华州——这好像也是杜甫一生中唯一一次“仗义执言”的事迹，但其实说“救”实在很勉强，房琯兵败受罚本就无可非议，而且肃宗只是罢了他的宰相，但他还是太子少师，只不过不再有实权，杜甫凭私交急着上疏“救”他根本就没什么实际意义，反倒让肃宗怀疑房琯结党营私，被贬可说是自取其辱。

　　杜甫被贬到华州任司功参军，官阶七品下，实际上还小小地升了一点，算是对外放人员的恩惠。古时官员被贬到苦寒之地的情况很多，贬谪对官来说是一种惩罚，但对贬谪地来说却是一种机会，史上很多有作为的人往往能在被贬之地做出很大贡献，造福一方百姓而青史留名，但是杜甫却只留下一大堆著名的怨天尤人的叫苦诗，没有一星半点他为当地做了什么实事的记载，最后竟弃官而去了。

　　在对待朋友方面，杜甫晚年全凭世交老友严武照顾，作了严武的参谋，不仅解决了生计上的窘迫，而且还被荐为检校工部员外郎，官阶为从六品上，这也是杜甫一生中的最高官阶了（所以他后世才被尊称为“杜工部”），甚至还特别恩赐了五品以上官员才能佩戴的绯鱼袋，这完全是朝廷看在严武的面子上才给予的赏赐。但是作了旧友的幕僚让杜甫的心理实在难以平衡，他不仅平日对严武毫无恭敬，甚至放肆到借酒醉辱骂严武的先人，气得严武一时恨不得要杀了他。

　　纵观古人之诗，凡写道儿童，无不是天真烂漫，诗人慈爱之心由衷而出，但杜甫独不然。以他的学问，在蜀中居住时，本可以教化一方而深受尊敬的，但是当大风来袭把他的屋顶“三重茅”都刮跑了，眼看就要下大雨，一帮孩子不说帮他捡回来，却“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已经超出了小孩儿们捉弄一个老头儿的样子，简直是在泄愤了，可见他平素对待村里的孩子们的态度有多恶劣。

　　一首《望岳》可称泰山诗中之泰山！全诗气势雄浑，让人乍一读来便油然有傲视群岚之感。但是细细一品，似乎哪里不对——“会当凌绝顶”，原来他竟然没有爬上山去而只是远远地望着！若不是这一句倒让人忘了这首诗是《望岳》而不是《登岱》了。那么“会当”就是一定要上去了，后来他上去了没有呢？没有！如果他真地上了泰山，定会留下在泰山顶上的诗，但是真的没有。

　　再查查他的诗便会发现，他不仅望过东岳泰山，还望过西岳华山和南岳衡山。望华山时他写“稍待秋风凉冷後，高寻白帝问真源”，明白地说等天凉快点儿要来爬上去，但他再也没去；望衡山干脆就只是神游了一下，连想爬都懒得写了。

　　到处看山、到处写“我要上去怎样怎样”，却哪个山都没上，这就是杜甫，是他自己写的。

　　再看现今被几乎所有人称道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这几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听起来是多么大的胸怀呀，落魄至此还想着天下寒士，怎么能不让天下人敬仰。但是，细想一想，这不就是句空话、甚至便宜话吗？试想，一个穷困潦倒却又毫无挣钱能力的人，饿得不行的时候说：“我要是发了大财，我一定请所有穷人天天吃海参鲍鱼，哪怕我自己饿死都没关系。”听到的人会怎么想，会感激涕零吗？其实他本来就是快要饿死了，说句便宜话而已。

　　整篇写下来，似乎都是杜甫的种种不堪，或有人以为我要把杜甫说得一无是处，这决非我本意，只因世人对杜甫颂扬太过，甚至连他的劣习都翻云覆雨成优点，努力把各种美誉加诸其身简直如竞赛一般。本文不过仅举了几个他负面的例子而已，目的只为说明：

　　杜甫的诗伟大，杜甫其人并不伟大。说杜甫是“伟大的诗人”，应当以其诗论而非以其人，他是以诗窃名了。（见前篇《【古诗谭·一】古人之诗是否“诗如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