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读古人的诗的时候，人们常常会不由得想：“我正在读的是写诗的古人。”有句老话—— 诗如其人，我们不知道古代的诗人确切是什么样子，他们中有的有详细的生平记载，有的只留下一星半点的痕迹，有的则除了自己的诗什么都没留下，而他们的诗就成了我们借以认识他们的媒介，甚至会认为他们的诗就是他们自己。绝大多数人对此深信不疑，但是，果真是这样吗？ 古人的诗一定是他们的真实面目或写照吗？

　　回顾诗的历史，或许能给我们一些不同的解答。

　　早期的诗体裁自由，几乎没有任何限制，诗人们纯粹发乎自然地直抒胸臆。《尚书》云“诗言志”，彼时之诗，并非任何人都可作，更非闲时消遣，有教讽之风，有朝乐之雅，有庙堂之颂，也有抒怀之骚。彼时之诗，尤其风与骚，作者全无时间、任务的限制，他们所作的诗就是他们自己想说的话、他们自己的思想写照，可以说是真正的“诗如其人”。

　　汉魏时，古文重兴，诗的体裁逐渐固定下来，大体由四言而五言、六言直至七言，但是韵律未成，诗仍然很自由，虽也间有柏梁体之呆板，但终不失建安风骨之洒脱。彼时之诗，也可谓“诗如其人”。

　　至南北朝，诗逐渐固定成五言或七言，汉语四声已逐渐形成，人们对诗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开始有了可量化的韵律限制。至永明体形成，诗已经被严格限定到了极致，本意是促进诗的水平的提高，其实却严重限制了诗的自由度，同时更严重地限制了诗人的表达，诗人在作诗的时候不得不过多地去考虑四声八病，以致无法畅快地抒发，也正是因此，诗的创作在此初现分野，一部分继续保持“言志”本色，而另一部分渐渐重形而轻人。彼时之诗，开始有诗与人的不一，不再是纯粹的“诗如其人”。

　　唐时为诗鼎盛期，近体格律的规范把诗带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并一直影响着后世，此前的诗就此成为“古体”。既然有格有律，诗人作诗为依格律便不得不在词句上作些牺牲，高者能游刃于格律而不失本性，低者则难免显露拘谨。所幸古风仍在，才有飘逸如仙之李白，其诗狂放洒脱一如其人；即便严守格律，也有众多可称“大”之诗人，诗尽其志而如其人。然而时值诗之盛世，诗人辈出，诗人与诗几成烟海，诗便渐渐不再只为言志，而是沦为一种工具，诗人可用诗来进身求利、可用诗来沽名钓誉、可用诗来赋闲消遣。彼时之诗，有“诗如其人”者，也不乏诗与人完全相异者，此中最大以诗窃名者非杜甫莫属。

　　至宋时，诗将作尽，诗余渐兴。作诗者比唐时渐少，诗风也渐弱，另因杂文大兴，诗不再隆受青睐，一时又回归“诗如其人”之势，然诗终也成文人玩物，彼时之诗，虽也如人，但言志者甚少矣。承唐诗弊，诗与人相异永再不免。

　　宋后之诗已是凤毛麟角，更显有“诗如其人”。

　　可见，是否“诗如其人”不可一概而论，首须从其时代着眼，欲了解某个诗人，更须进以史载为评，诗或可佐助了解作诗之人，却不可妄以某人之诗度其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