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冷笑话盛行的时候，有这么一个著名的小段子：说有一只企鹅，下定决心去找北极熊玩，于是走啊走，10年之后走到了赤道附近，突然想起来，家里的煤气忘了关，于是又走回去，关了煤气重新出发，这样一来，企鹅一共花了40年终于走到了北极熊家门口，兴奋地敲门：“北极熊北极熊，我来找你玩！”北极熊打开门，看了一眼企鹅，说：“我不玩。”

第一次听到这个冷笑话，我真的被冷坏了，大呼“无聊”，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觉得这个故事不一般，简约里透着深刻，平淡中蕴含伤感。

政协委员、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也许很能体会那只企鹅的心情，他在去年全国两会提交了一份呼吁降低奢侈品进口税的提案，为了更好地完成这个提案，他出资200多万元聘请尼尔森公司做了详细的数据调查，王健林觉得，他很认真地准备了这份提案，如果奢侈品进口税能够降低，把中国人海外购物的这部分需求引回国内，对于扩大消费、增加就业都是有益的。

可是，提案的回复让王健林有些失落，在感谢了他对财税工作的关心之后，复文表示：“关税并不是构成奢饰品价高的原因，经过测算，平均只占2%左右。”

在对复文处理意见的反馈中，王健林毫不犹豫地选了“很不满意”一项，这可以理解，就像那只企鹅，满怀热情地长途跋涉，却没有获得匹配的回应，心理上出现落差是一定的，搞不好还会感觉“感情受到了伤害”。

王健林的“企鹅事件”说明了不少问题，首先是委员代表们履职热情和责任感在提升，履职行为也越来越专业，不是泛泛而谈，而是不惜人力物力，务求让提案更具说服力，给相关政府部门提供更有价值的参考。

投入的心力大了，委员代表们的期望也就更大，对政府部门回复的要求自然也就更高，这是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一幕，是进步的表现。现在，委员代表的要求高了，接下去，关键是良性互动如何形成。

各个政府部门的确需要积极应对委员代表们不断升级的期望值，避免出现提案办复工作形式化，比如，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蔡继明就曾表示，他关于农村土地的提案已经连续提了三四年，没有一个回复让他满意，复文中经常出现的是“正在研究”、“目前法律法规没有大的突破”、“希望你继续关注”等。这样的回复也属于“企鹅事件”，难以匹配提案者的付出。

不过，承办提案的政府职能部门也有自己的苦衷，众多的提案在质量上参差不齐，有的很有借鉴价值和可操作性，也有的质量难以令人恭维，另外，有的提案涉及正在研究和推进的工作，答复情况就会比较好，不在这个范畴的，政府职能部门出于谨慎，通常也只能有一个回应性的答复。

看来，委员代表和政府部门形成积极良性互动，也需要进一步的制度细化，针对不同类型的提案，需要不同的处理规范，让提案办复的方式有章可循，比如，对一些比较重要的提案，即使不在政府部门的工作推进范围之内，也有进行更多沟通、探讨的必要，而对于严重缺乏参考价值的提案，则可以通过简单回复的方式处理。当然，要想保障提案的“命运”，还要增加承办过程的透明公开，监督是避免“企鹅事件”发生的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