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两个老师的年龄上看，应该都属于老教师，属于仍工作“在教学一线的德高望重”的那一种。

男教师更年长些。他的办公室在历史系楼里，但他不是历史系的，也不是语言系的，教授的是教育专业方面的学科，至少对我们是这样。

他总是穿着西装，领带，身材笨重称不上肥胖，属于这两者中间的那种样子。他的长相没有什么特点，放了学，我就不记得了他的长相，可是在上课前，在走廊上一看到他走过来，影子投过来，我就知道没错，是他。

上课时，他打开笔记本电脑。这台电脑对于它，确实是笔记本的作用，而非电脑。他打开文档，一路念下来。中间没有任何搜索甚至是打开别的文档的动作，但电脑也没有接上电源，所以他计划的时间应该就是在一小时左右，不，不对，中间休息一会之后，有时候还会再上一小时。由此可以推断他的电脑可能还算是新的，电池还能用上两个小时。他的桌上倒是还利落，就这一台电脑。他并不用它投影到教室，也不板书，如果想让学生记下来的内容，他会故意放慢声音，作出“我希望你们记录”的语气。

这近似于听写，对我，却与听写不同。他教授的学科就够枯燥了，要把他讲述的内容想记录下来，并不容易。加上他的口音带着年长人的那种含混，若干尾音不清爽，内容的理论性又比较强，因此，每到听写部分时，我就胡乱地写点什么，甚至看看手机，找找词典上自己有兴趣的东西，消磨时间。

别看他的年龄和讲课内容都这么干巴巴，可是，他常说一个很年轻的词：酷毙了。这是他的口头语，几乎每堂我都会听到几次。

按理说他经验这么丰富，如果想在课堂上举例说明自己的教学内容，真是太容易了。可是，他说出来的都是自己的女儿和孙子怎么怎么样，包括自己小时候的事。让人很费解的举例，我要很费力把例证与他讲的内容联系起来，往往搞不清自己究竟是不明白前者还是后者。

讲到这场顿八斯的事，他是所有老师学生里的第一个，主动的。他先是问我是不是原谅了日本人，然后说自己家人可能永远也不会原谅德国人，因为自己家人在二战中至少有三个人离开了。他摇头叹息说多可怕的顿感八斯啊，乱了八年了，多可怕。

我没听懂这其中的逻辑，后来想，其实他是觉得自己这方是解放者，按宣传的那样。他应该是和所有的俄罗斯人一样骄傲于自己曾经赢得一场世界大战，并由于在其间失去了亲人，而永远不会原谅那个失败者。那么，进入顿八斯也是以自己有能力去解放对方，拯救对方于水深火热。与八十年前的那场一样，是拯救者。

我的回答显然让他失望了。他不敢相信地追问：你原谅日本人了？

另一个老师，叶莲娜瓦列里耶夫娜。她是我们系研究生院的头儿，学识了得，属于学校语言系的王牌，了解于此的中国留学生也多是冲她来的，要选她做导师。两年里比较下来，她的课确实好听，有时，她会同时带着几本参考书来上课。她语音轻柔，身材苗条，上课时的衣着和饰品也会刻意修饰一下。言谈中得知她有个儿子才十四五岁的样子，因此她不时举例学校里教学的例子。她聊过自己的整个职业经验，并不算一帆风顺。

二月二十四日那天，下午正好有叶莲娜的课。我和她在走廊里一起走了一段，问她知道这个新闻吗。她并没有过于惊奇，显然听说了中午前后普京的讲话，也知道了整个事态。走廊是幽暗的，我没有让自己的叙事口气表现出强烈的感情，尽管我的内里并不是这样。而她的回答，如这个走廊一样幽深，她说，也许是国家领导的决策吧，需要做出这一步。

之后我再也没有和她继续这个话题。虽然当天我也问过同班同学阿克桑娜，她同时也是语言系的老师。她马上申明自己对政治只有“妇人之见”，而对战事而言，庆幸自己的儿子才十六岁，还没有到服役的年龄，可以躲开这件大事。她倒是很有兴趣的反问我，说很想知道作为外国人的我的看法。

学术活动季到了，语言系也有一系列活动。这是每年各年级学生参加讨论的重要机会，研究生当然不能错过，因为每个学生每年必须要有两次参加会议的机会和发表自己论文的机会，这是硬要求。去年我的就参加了这个会议，今年当然也不能错过。

会议在二十五号，去年也是四月，二十一号。

由于参加的学生比较多，主会场在上午十点开始之后，会分为若干分会场，大家在小会场分别进行。我本来可以等到分会场再到学校，但是，看到叶莲娜有报告，是关于语言研究的，就早早到了学校，为了能听到叶莲娜的内容。

其实她在课堂上讲过一些相关内容，毕竟这学期在她的课堂上，我是唯一全勤的学生，有时甚至只有我自己。我承认自己因此受益良多。

叶莲娜报告的主题是“我们和他们”，以这两个代词来讲述语言学里隐含的整合了语言学和社会学甚至文学方面的意义。报告时间不短，她的内容也很多，举例都比较有趣。报告结束后，照例是大家要问一些问题。有两三个老师问了问题，叶莲娜都回答了。在解答其中的某个问题时，她又举例了一个句子，她说，比如，“我们”解放了马里乌波尔。

和往常一样，她说得很轻柔，我甚至怀疑除了坐在前排的我，后面的学生是否听得到。我没有露出吃惊的表情，但是，我听得很清楚，很清楚。

我们解放了马里乌波尔。

也许吧，除了那个钢铁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