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墓前的石牌坊

这年头，想在北京找点古迹可真难，找点保护完整的更难，所以说这60年来，我们在文物保护方面的最伟大成就就是不断破坏。

我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上小学的时候，我就知道利玛窦墓。我可能还保存有我买的第一份北京地图，还是地图册，大概是80年代初出版的，那里面就标注着离我家不远的百万庄附近有这处古迹。那年头我还去过建国门的古观象台，通过城墙内部的展览，也知道利玛窦、南怀仁、汤若望这三位传教士的大名。

不过直到最近，我才有闲暇去瞻仰一下。从地图上找到大致位置，在百万庄大街找到一条往北的胡同往里走，不远就进了北京市委党校的家属院。我还以为这地方难找，实际没走多远，一片开阔地上，能看到石牌坊就是了。

利玛窦墓碑，上书：耶稣会士利公之墓

汤若望墓

南怀仁墓

这里其实不只是利玛窦（Matteo Ricci‎）一个人的墓地，同时还有几十座传教士墓地，这片墓园大概分东西两部分，西牌坊后穿过30多米长灌木中小径，看到铁栅栏门后竖立着三通墓碑，正中一个上书“耶稣会士利公之墓”，小字则看不清楚；左边葬的是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右边是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明显可以看出这两座墓碑有重新拼接的痕迹。

这三人的大名就不必详细介绍了，如果不知道他们，也没有必要看我的博文。他们都是饱学之士，为东西方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相比之下，传教本身的工作都显得并不是最重要，关键是宗教带给了他们信念，教士的身份带给他们知识，他们凭借着信念，普及了知识。汤若望甚至亲身参与清初的政治斗争并发挥了重大作用，没有他，也许就没有康乾盛世；南怀仁则在平定三藩的军事战争中，对清军火炮方面的优势居功至伟。

在此还引用南方周末文章中的一句话：利玛窦带到北京的不仅是《圣经》，还带来很多对中国人来说绝对新奇的东西——自鸣钟、西琴、地球仪、天球仪、罗盘、日晷等。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些来自威尼斯的光学玻璃制品，士大夫统称为“西洋镜”，其中有化妆镜、放大镜、望远镜、近视眼镜等。---由此可见这位意大利人给中国带来了多少影响。

西侧墓园的大门

墓园内部

另一侧

这个石碑上写耶稣会士郎公之墓，看来就是郎世宁墓了

从一侧扒墙沿看

这边有不少野猫，看来都是院里居民经常喂养，个个胖胖的

从北侧院墙看墓碑

另一只野猫

右侧的墓园被矮砖墙包围着，不过扒着墙也可以看清里面。这里面立有几十通墓碑，最有名的大概是郎世宁了。他在康熙年间成为宫廷御用画家，曾参加圆明园西洋楼的设计工作，历任康、雍、乾三朝，在中国从事绘画达50多年。郎世宁带来了西洋绘画技法，又结合了中国传统绘画手段，成为清朝宫廷绘画的代表人物。当然由于墓碑文字模糊不清，还葬有什么其他著名传教士，就不得而知了。

在我瞻仰利玛窦墓的时候，来了几名外国人，攀谈之下才知他们都是来自洛杉矶，在北京教书。不知道他们是否清楚这些人的来历，还是把这里当成普通的历史古迹。

这一片墓园的北边就是北京市委党校大楼。我党主张无神论，但是校园里居然保存了基督教传教士的墓。再摘抄一段记录：“在五十年代修建党校的高耸楼群时，有意将利玛窦墓保存下来，并圈以砖墙，广种花木，使这里由荒凉的旷野变成叶绿花繁的幽静庭院，使许多人可以来墓园参观凭吊，这正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尊重人们的宗教信仰，对那些为发展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的友谊做出贡献的人是不会忘记的。”由此可见，如果不是在这里建党校，恐怕墓地早已不存。历史就是这么有意思，再过一百年看，这大楼还有这墓园，究竟哪个更能给人启示，引人追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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