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糊病

纪伯伦年轻时，去拜访一位圣人。圣人住在山上。正当纪伯伦和圣人谈论着美德的时候，一个腿脚不好的人吃力地爬上山来。这个人见着圣人就跪了下来，好像是来忏悔似的，对圣人说：“啊，圣人，请您解脱我的罪过。我罪孽深重。”

圣人答道：“我的罪孽也同样深重。”

那个人说：“但我是盗贼。”

圣人说：“我也是盗贼。”

那个人又说：“但我还是个杀人犯，多少人的鲜血还在我耳中翻腾。”

圣人回答说：“我也是杀人犯，多少人的鲜血也在我耳中呼唤。”

那个人说：“我犯下了无数的罪行。”

圣人回答：“我犯下的罪行也无法计算。”

那个人站立了起来，双眼紧盯着圣人，露出一脸的狐疑和惊奇。

然后，他离开了圣人，连蹦带跳地奔下山去。

纪伯伦快被这一幕弄懵了。他问圣人：“您为何给自己加上莫须有的罪行？你没有看见那个人走时对您失去了信任？”

圣人说：“是的，他已不再信任我。但他走时毕竟如释重负。”

此时，纪伯伦和圣人听见远处传来了那个人的引吭高歌，快乐的回声响彻山谷。

这个故事让我第一次看到，圣人原来可以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样子的圣人，固然出乎我的想象，不过，这样的圣人着实令我喜欢。

一个人一旦成为圣人，人们就会迷信他、膜拜他，把他看作仅次于神的人了。

但这个故事里的这个圣人，恰恰不要人们迷信，不要人们膜拜，甚至连最基本的信任他也不要。

这样做，可能让人看不到他圣人的样子，甚至可能让人怀疑他的圣人光环。但从这个简洁的故事之中，让我由一肚子狐疑，一下子变得豁然开朗：这个圣人所要表达的，正是他不以圣人自居，而是希图告诫人们，世上没有完美的人，圣人也不例外。

纪伯伦奇怪而又略带一丝生气地问圣人：“您为何给自己加上莫须有的罪行？”我却以为，未必就是莫须有。我不了解这个圣人，正是不了解，我才敢这样说。同样，纪伯伦就那么了解圣人吗？

圣人就不犯错吗？圣人就没有罪行吗？说不定故事里的这个圣人的确犯有那样的罪行呢！难道犯了罪行的人，就再也成不了圣人？而成了圣人就永不犯错，永不作恶？

我宁愿相信故事里的圣人是有罪行的人。但是，即便如此，我也认为他是圣人。为什么？很简单，他敢于承认自己的罪行，而非矢口否认，坚决抵赖。

现实告诉我们，人，不要说圣人了，就是最普通的人，有了罪行也不会承认。

中国的圣人从来不会犯罪，连错误都没有。犯罪的、犯错的都是普通人。

中国的圣人都是用来膜拜的，用来迷信的。

看看中国人对圣人的理解，就知道何为圣人了：德高望重、有大智、已达到人类最高最完美境界的人。一言以蔽之：“才德全尽谓之圣人。”

以中国人的这种理解来观照纪伯伦求拜的那个圣人，我们可能真的要失望了。

正如“有缺点的战士终究是战士”，有缺点的圣人也一定更有圣人气象。人一旦太过于完美了，就有了神化的嫌疑。圣人也在这个范畴之中。

这样说，并非不尊重圣人。以我现有的才智，尚不具备蔑视任何人，更何况圣人。但才智不足，并不代表我只能膜拜。如果要说膜拜，我只膜拜圣人的某一部分，而非他的全部。

在这个日趋热闹，热闹得让人迷迷糊糊的当下社会，我愿意膜拜一些人，一些思想。可谁才能让我膜拜呢？什么思想才能让我从这热闹里走将出来，从而不再迷糊呢？

原以为圣人可以让我膜拜，圣人的思想能够让我走出人生的热闹场，进而清醒起来，活出更像人样的生活。可是，我对自己很失望。

我失望的是，我竟然失去了膜拜的心情。圣人的思想都很励志，都有正能量。可是，这些圣人之言实在抵挡不过当下社会的那些励志之人的励志之语，还有满世界飞扬跋扈的正能量。同所有的中国人一样，这几年我喝了太多的心灵鸡汤。原以为，我会身强体壮；原以为，我会神清气爽。可哪里知道，我喝下的鸡汤里头，竟有许多病鸡和瘟鸡，不是让我受益匪浅了，而是让我迷迷糊糊了，最后，索性，我成了个迷糊人。

我没死去就算阿弥陀佛了，就得谢天谢地了。当然，我也没生病。我生的病，也不是心灵鸡汤落下的病。这种病，显然是指肉体的。但既然鸡汤是心灵的，那我的心灵是不是生了病？生的又是何样的病？迷糊，是否与喝了过多的心灵鸡汤有关？

迷糊，难道也算病？一个人迷糊，真的问题不大。但若是整个民族都迷糊了，这问题怕就大了吧？

一个人迷糊，即使算作疾病，也不打紧。打紧的是，一个民族，大家伙儿都迷糊，怕是要算有病了吧？谁敢说这不是病？谁敢说这是个小毛病？

我该膜拜谁？我该膜拜谁的思想？这对于我这个害着迷糊病的人很重要。正因为“很重要”，我才这么急躁，我才这么不安生。

俗话说：“病急乱投医”。虽然我还未到这个份上，但老实说，我的确因为寻找，寻找那个能让我膜拜的人，膜拜的思想而痛苦不堪。中国不乏这样的圣人、这样的思想；外国也不乏。对比一下中外圣人，还是中国的圣人更完美，更“高大全”。——“高大全”是文化大革命时提倡的文艺作品要“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中心人物”，而“中心人物”必是“高、大、全”那样的角色。电影《金光大道》的主人公，其名字就直接叫作“高大泉”。

所谓“高、大、全”，具体地说，就是一个完人。

中国文化里的圣人，与现实中的圣人，显然有明显的差距。文化里的圣人，是用来启导、教育、引领我们用的，因此，他必须完美，必须“高、大、全”。以这样的文化来培养人，即便出不了圣人，也必有圣人气象。可放眼当下，面对的却是热闹场里迷迷糊糊的人。我不大愿意相信我这昏花的老眼。我相信的是，“世人皆醒我独醉”。这里的醉不是酒醉，是我文中所说的迷糊。

文化大革命时期创作的那么多“高、大、全”角色，这个时期的读者都“高、大、全”了吗？真相有些残酷：伴随着那场闹剧的终结，生活于那个时期的人们不仅没有被造就成“高、大、全”，反而走向了反面。

这只能说明，“高、大、全”的文学作品未必培养出“高、大、全”的人。为什么培养不出呢？因为人究其本质而言，压根就不存在“高、大、全”这种可能。

中国文化里建构的圣人，亦如一九六六年那场革命时期的文艺作品：都想塑造完人，可结局却令人大跌眼镜。

顶礼是佛教徒拜佛时的最高敬礼，人跪下，两手伏地，以头顶着受礼人的脚；膜拜，是佛教徒的另一种敬礼，两手加额，跪下叩头。

对于圣人，我没有做到顶礼，我以为膜拜就很好了。事实上，我连后者也没做到。我尊敬圣人，深知“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可仲尼他就是中国的惟一圣人吗？如果一个民族仅有一个圣人，那也未必幸事。当然，圣人过多也不行。

中国文化里的圣人，虽然完美得很，可统治者若是认为仅靠这样一个圣人，便既能治国，又能教民，那就偏狹了，甚至单纯了，一厢情愿了。国也许可以治得，民未必育得。至少，育的结果，绝非是统治者满意的、想象的那种结果。

今天，中国的教育备遭诟病，你能说这全是圣人的错？如果不是圣人的错，又是谁的错？是我们对圣人的顶礼膜拜得不够，还是顶礼膜拜得过了头？

中国的圣人过于注重道德教化了，而纪伯伦求拜的那个圣人则努力帮助别人解脱。无疑，这种帮助别人解脱的圣人之举，与试图以道德教化来育化人心的圣人之举相比，我以为是一种更大的善行。因为单纯的教化只会招致反感。

那么，我们该膜拜谁才对呢？谁的思想才能让我们摆脱迷糊呢？

这迷糊为中国人所独有，还是全人类皆如此？我希望全人类皆如此。这样的话，我就不会再为自己这迷糊而难过、而急躁、而不安生了。

难过，有时则是因为圣人。我们有圣人，有很好的圣人思想、圣人文化，我们将其命名为儒家文化。一代一代的中国人接受着圣人的教育，一直接受到公元一九四九年。这个日期是中国文化的分水岭：这之前，我们接受的是“孔教”，这之后，我们接受的是“马教”——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

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毛泽东，对维护封建制度的孔子之道持批判态度，完全可以理解。1937年10月19日，在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大会上，毛泽东说：“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向全党提出研究理论、研究历史和研究现状的任务。在谈到研究历史时，他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予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可惜，孔夫子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在那场惨绝人寰的革命中被彻底抹去，至今都元气未复。

在那场革命里，孔子被踩到了脚下，鲁迅尽管红得发紫，但若说他真的成了中国人心目中的鲁圣人，显然与事实不符。这一时期，中国人心目中其实没有圣人，只有一个伟大领袖的神。

中国革命，虽然没有彻底打断历史，但毕竟给我们带来了全新的思维。从文化到思想，从圣人到神，一切都是新的。

但在革命的激情消退了之后，我们像极了失去爹娘的人。

当，丢失的孔子，再一次被我们找回时，一切都变了，最大的变化，就是我们对待孔子的态度：无论孔子多么地了不起，今天的中国人也不再视他为圣人了，孔子从圣人变成了人。毛主席呢，则从神坛走下来，成了人。

毛主席是人不是神，走下神坛，迟早的事。孔子是人，也是圣人，毕竟，他是影响中国人、影响中国历史最深远的人。

显然，我们还需要孔子，还离不开孔子。但需要和离不开，并不代表他是我们膜拜的惟一。人类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我们不能背叛自己的祖先，我们不能丢掉自己的传统，去跟在别人的屁股后面跑。我们应该走好自己的路，而走好自己的路，就需要我们谦虚地学习别人，如果别人确实比我们好。

我们可以不膜拜任何人，但我们必须向别人学习，取长补短。我们要想生活得好，生活得尊严、体面，像人的生活，我们必须这样做——向他人学习，把人家好的东西学来，为我们所用。

经济层面，我们学得不赖，我们做得不赖。文化上，制度层面上，我们还要像经济层面那样，敢于学，敢于做。

人需要经济，这种物质上的保障是不可或缺的。在有了经济的保障之后，人应当向文化、向精神层面挺进，可惜人类却深陷经济之中，自拔不得。我说偌大一个中国，人人都迷糊，恐怕也不尽然。对于这种深陷经济之中的人，他迷糊吗？迷糊的只限于那些向文化和精神层面挺进的人。

如果现有的一切，文化的、精神的、制度的皆令我们迷糊，那怎么办？是迷糊下去？还是另起炉灶？另起炉灶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几千年的中华文化，博大而又精深，谁有胆量敢另起炉灶？另起炉灶，无非是自己造，再就是从外面舶来。

自己造，除了毛泽东，没人有这个本领。

舶来？马克思主义不就是舶来品吗？除了马克思主义，我们还可以舶来些什么？

博大而又精深的中华文化，足够我们享用的了，何必舶来？毛泽东舶来的马克思主义，是用于革命的理论。不管理论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光明，怎样的美妙，前提必然要根植于我们博大而又精深的文化之中。离开中华文化，离开这片土壤，无论舶来什么，都可能水土不服，都可能半途而废。

但我依然迷糊。尽管我们有圣人，有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原以为有了这一切，怎么着我也不会犯迷糊，可事实上我确实迷糊着。原以为有了革命，有了新思想，新圣人，甚至于神一样的伟人，怎么着我也不会犯迷糊，可事实上我确实迷糊着。在物质至上的当下，我更迷糊了，迷糊得连眼皮子都睁不开了。

难道，我们真的需要一个新的圣人？抑或一个新的神？

                                                     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