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梦

我时常会于睡眠状态中做一些噩梦。醒来时，头上、脖颈上全是汗水。我不知道，这汗水是属于某种疾病，还是为噩梦所惊吓。偶或，我会将自己所做的噩梦讲述给人听，听者会说：“梦是反的”。

梦是反的。言下之意，我不必惊恐。

梦是反的，不少人都持有这个观点。这个观点，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显然还不是真理。也就是说，有些梦的确反过来了，比如梦见自己大哭，可能是遇上了一件快乐的事。但有些梦，噩就是噩，会原原本本地发生于次日的生活里。许多年前，我梦见同人撞车了，第二天反复地提示自己，开车要小心，结果，在一个红绿灯路口，还是被人撞上了。

梦是反的，许是人们心理上的一种期待与自我慰藉吧。谁做了噩梦，都不希望它梦想成真。然而，同样是梦，人们的认知却又大相径庭。做了噩梦，人们会在心理上自我慰藉：梦是反的。做到好梦、美梦时，却说：好梦成真，美梦成真！

人们对待梦是这样，对待现实生活亦如此。怎样的如此呢？比如你失败了，人们会告诉你，失败是成功之母；你破财了，人们会说，财去人安；你失手毁了一件东西，人们会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你遭遇了祸事，人们会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总之，坏事情到了咱们中国人这里，即使不能把坏事情转化成好事情，也一定要让坏事情变得看上去不那么坏了。这就是中国人的人生智慧。

我们每个人都程度不同地拥有这种智慧：我们常常享受这种智慧的慰藉，也常常用这种智慧去慰藉别人。

我能坚持活下来，活到今天，以前并未认识到是中国人的这种智慧，拯救了我。以前认识不到，是因为这些智慧太民间，太普通，普通到让人根本不认为它是一种智慧。

我现在认识到了，是因为连我想死的时候，他们也有智慧给我：“好死不如赖活着”，还有一句：“宁在世上捱，不去土中埋”。

伴随着年纪的增加，人生阅历的增长与丰富，我发现自己的梦也增加了、增长了、丰富了。从入睡到醒来，几乎一直在梦里。梦很混乱，也很奇妙，像是一次旅行，去的全是陌生之地，所见的人也是不熟悉的。最令我不可理解的是，梦中的坏事情总比好事情多，就连梦中的人也是坏人多，好人少。

依照梦是反的逻辑，我的梦就不算是坏的了。因为坏事情多嘛。所谓坏事情多，实质就是噩梦多。

那么，依照好梦成真的逻辑，我的梦又是颇为糟糕的事情了。因为，我的好梦极少啊！

也许，把梦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没有意义。也许，梦终究是梦，而现实终究是现实。二者之间也许压根就没有关联。也许，梦就是现实的反映，而现实又是另一种形式上的梦。有时候，我们睡在梦乡里；有时候，我们活在梦境中。“人生如梦”，还真是有道理的。我现在的感叹，明显地少了。因为，我实在回想不起来这几十年人生岁月，是如何走过来的。除了恍然若梦，我不知道，我还能说些什么？

关于梦，我确凿地相信，它就是现实的折射或者呈现。当然，我也承认，梦很复杂，远非我所理解的这么简单。但不管怎样，正如我们的双脚不能离开大地，我们的梦也离不了现实。我这样强调现实的作用，与我所做的梦有关。我所做的梦，噩梦多于美梦，梦境中的人，恶人多于善人。医生给出的结论，是我“神经衰弱”之故。我不以为然。我说，我这样的梦境与“神经衰弱”有关吗？医生的回复，也算是神回复了：我解释不了梦，也看不了这病。

“神经衰弱”可以视为一种病，但做梦，做噩梦，我不认为它也是病。我只能说，我被现实惊吓着了。抑或说，现实生活充满了太多的惊恐情节。长期生活于这样的惊恐之中，倘若只是造成一个人神经衰弱，那还真不算坏事。真正可怕的，是造成了我梦境中的恐惧。也就是说，现实中的惊恐，已渗入到我的梦里。

关于梦，我其实也解释不了。至于噩梦，一般认为，已经死去的人来托梦；恶鬼作祟；看到未来将要发生的可怕事情，都算作是噩梦。我的梦也有这些内容。但已经死去的人来托梦，算噩梦吗？恶鬼作祟，好像更不靠谱。我不认为恶鬼有这个能力。即使恶鬼有这个能力，他又能作什么祟呢？至于将“看到未来将要发生的可怕事情”，也视为噩梦，就不那么妥当了。倘使人类的梦境有这种预知能力，只怕感谢还来不及呢！

我的梦境里没有这类噩梦。倘使我的梦境里是这样的三种噩梦，我会为之高兴。事实上，我经常做与死去的亲人在一起的梦。每做一次这样的梦，我都会高兴得睡不着。因为，在我的理解里，我把与亲人的相逢，视为一次幸福的相见。也许是我想他们了，也许是他们想我了，才会有这样的灵犀。如果这也算作噩梦，那我愿意每一个夜晚都有这样的噩梦发生。

现实生活的确愈来愈让我惊恐不安。我不能理解世人的思想，我更不能理解世人的行为。我原本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我对世界，对人生充满了希望。但是，不知道是世界变了，人变了，还是世界原本如此，人原本如此，总之，我感觉这世界有些不对，人也不对，是怎样的一种不对？我也说不好。我只知道，依照我那种充满希望和乐观的认识，世界不应当是这个样子，人更不应当是这个样子。

我的梦，并不是这个世界的全部真相。我的大脑，也不足以将这个世界的全部真相，完整地呈现出来。我的梦，只呈现我眼前的那一小片天地里的事件。若想让我的梦完整地，至少也是更宽广地呈现这个世界的面貌，我就得走出去，可我太懒，实在不想远行。也许，说自己懒，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真实的理由，兴许是我内心的惊恐，对外面世界的惊恐。

我的噩梦，可能缘于我心底里的悲绝。为了不受这噩梦之苦，我试着改换一下自己的心境：在睡觉前不去想那些令我不快的事，专想一些高兴的事。高兴的事儿虽然不多，可总还是有一些的。想着想着便入睡了。醒来以后，认真地揣想一下自己的梦境，天啊！怎么这等不幸啊！梦境里的梦，还是那些噩梦！

我是一个凡人，可我这心里，这脑子里，分明装着世界。看一看身边的人们，人们可没有我这么多、这么大、这么高远的忧思与愁苦。世界固然与他们有关，可他们才不管世界呢。至于世道人心如何，也丝毫影响不了他们。他们只关注自我，以及与自我有关的东西。自我之外，那是吃饱了撑的人才爱想的事。我正是这种吃饱了撑的人。

吃饱了撑的人，说白了，还是书多读了点。多读了一点书，按说更当明了世界，也更当明了物事。可多读了一点书的人，却有一个极坏的毛病，把自己想象成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看不起那些不读书的人。以为那些不读书的人，个个活得没有意义，甚至活得很不幸。殊不知，人活得有无意义，与读书多寡并没有多大关系。即使你真正地是一个有“境界”的人，你也没资格看不起别人，你也没资格高人一等。人有不同活法，你读书是一种活法，人家不读书也是一种活法。

读书人最大的悲哀，还不只这些，而是那个所谓的“忧国忧民”。忧国忧民本身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国和民是否因为你的忧而有所改变？如果并无改变，即国还是那国，民还是那民，你的忧国忧民情怀，又高尚在哪里呢？

我的不幸正在于，一方面我很想做个有境界、有情怀的人，另一方面我又深知这种境界，其实什么也改变不了。相反，这种境界给我的人生带来很大的痛苦。早年，我怀揣改变世界的梦想，以为我能改变这个世界，改变这个世界的模样。可是，许多年过去了，我没能改变世界，因为，我压根改变不了世界。我的痛苦，乃至于不幸，也不是全无意义的。最大的收获就是：我没有改变世界，世界也没有将我改变。

我没有改变世界，表明我没有那个能力。世界没有将我改变，表明我有自己的定力。我疼痛于这个世界，证明我是一个人，一个曾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过的人。这个在世上生活过的人，对世界充满了期待，也对世界充满了哀伤。我的精神世界愈来愈接近于那个选择投湖自尽的老人——梁济了。他在内心并不认同他儿子梁漱溟的“世界会好起来”的观点。

但是，我决不投湖。因为，从二千多年前我们的大诗人屈原投江开始，一直到梁济，世界并没有因为有几个人投水自尽而有所改变。从屈原的时代，到梁济的时代，再到今天阿容的时代，表象上看，这个世界的变化太大了，大到屈原、梁济很难想象的地步。但这种表象上的改变，抑或物质意义上的改变，依旧不能让屈原、梁济们安心活在当下。我说的是假使。假使让他们活在当下，他们依然迷惘，依然疼痛，依然哀伤，依然要走那条一般人不走的路。我不想学他们，走他们的路，可能与我对改变世界的那种认知有关。他们那么做，要么以为，他们以自己的一死，希冀改变世界；要么以为，他们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

我不去自杀，缘于我对自己、对世界有一个清醒的认知。我不自杀，尚且改变不了世界，我自杀了，还拿什么改变？倘使这个世界是污浊不堪的，而我身居其中，怎能独善其身？我依旧不自杀，因为，我自杀了，也不能表明我是清纯的。相反，我若清纯，为何自杀？自杀，反而让人怀疑你的不清纯了。既然我不清纯，我何必要自杀呢？

有人说，他与世俗同流而不合污。我对他说，这不可能。我打了一个比方：我说，我们都行走在一条街上，一片天底下，此时天气是雾霾天，我问你：难道我呼吸进去的是雾霾，而你呼吸进去的是洁净的空气？即便你戴着防雾霾的口罩。

接下来，我还要做梦，还要做噩梦。何时我才能摆脱这噩梦，或许取决于我自己。取决于我不再做一个“境界”之人，取决于我不再“忧国忧民”、“感时忧世”？

我不再妄想改变、拯救这个世界，但并不意味这个世界自此便从我的头脑里删除。我在，世界在。我不在，世界依然在。我不再妄想改变、拯救这个世界，是我重新发现了世界：世界原本就不需要改变。人类总想着改变世界，结果，却让世界把自己给改变了。我们不要总想着改变世界，我们要做的是热爱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有罪恶，可那不是世界的罪恶，那是人的罪恶。这个世界急需改造的，是人，是人，还是人。但这种改造，也许只有造物主做得到。

阿容不是造物主，他也是急需改造的人。所以，他的噩梦，还得继续做下去。

                                二〇一五年二月二十三日，雨谷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