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疴与暴戾

去年年初，在政府办公大楼的电梯间，我与一个县的县委书记相遇。他说我瘦了，我说他胖了。他说胖是病，我说瘦也是病。说完，两人哈哈一笑。他说，听说你出了几本书？我说，业余爱好，自娱自乐。他说，你别谦虚。你的作品我读过，我很喜欢。“这样，”他说，“我安排宣传部买一点，发给干部们阅读。”

我说，非常感谢。他说，如今出书不容易，出了书卖起来更难。不是书的内容不好，而是读书的人越来越少。他的话令我十分感叹。我说，你不愧是书记啊！连这方面的行情，也如此熟悉。

出了电梯，我就把买书的事给忘了。不是我的记性差，而是官场上的话，一般是当不得真的。

但第二天下午，刚进办公室，我就接到一个陌生号码。犹豫了一下，我还是接了。原来，这个号码的主人，就是那个县委书记班子里的宣传部长。

部长很热情，说书记上午给他说了，他立马安排了下去。过会有个姓某的副部长会给你打电话，具体由他来办理。

我说，谢谢部长。他说，不客气，这可是书记亲自交办的任务啊！

整个下午我都没有接到那个副部长的电话。第二天，第三天，对，第三天上午，副部长的电话终于来了。

他倒是开门见山。说，你是张先生吧？我是某县宣传部副部长某某某。看来你跟我们部长关系不错啊！他安排我跟你联系，买一点你的书。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就说，谢谢！

他说，这样，你这事，我安排我们的办公室主任具体跟你对接，他会给你打电话的。

我又说了声谢谢，他就挂断了电话。

至少过去了一周，我才接到那个办公室主任的电话。他的声调有点阴阳怪气。他说，你要卖书给我们啊？什么书啊？我们连书都没有看到，怎么购买呢？你先送几本来看看吧。

我正要挂断电话，办公室的主任却又说起话来：“这样吧，你把书直接送给我们办公室的副主任某某某，我让他给你打电话吧。”

这回，我没有说谢谢。我始终安静地听他说话。

又是好几天过去了，我也几乎忘了这事。但副主任（至多是个股级干部吧）恰在我快遗忘此事的时候，来了电话。他的声调倒不阴阳怪气，看样子，他对主任安排他这工作有些不爽。他问我：“你和主任啥关系啊？书的事，你跟我们部长汇报了没有？”

看得出，办公室主任安排这件工作时，没有说这是副部长的安排，更不会提部长了。而这个副主任以为是主任与我私交，没有通过部长，直接干的。

副主任没听我解释，便以不悦的口吻对我说，这样吧，我让我们办公室秘书某某某跟你联系吧。我现在搞“创卫”，头都搞大了，哪有时间弄什么书啊！

事情到了这个份上，我已基本不抱希望了。但过了整整一个月，这个时间我记得很准，秘书某某某倒是来电了。

他说，不好意思，我把你的姓名给忘了。

我说，没事，你直接说事吧。

他说，某副主任说你要售书给我们，让我跟你联系。你是书店的吗？售的是中央领导的讲话呢，还是退下来的领导写的回忆录？

我说，我不是中央领导，也不是退下来的领导，我写的不是回忆录，我没什么可回忆的。我是个普通的文学爱好者，写了一些小杂耍。

他很惊诧：“小杂耍？你怎么卖到我们这里来了？我们这里可是党的宣传机关啊！”

我知道，再同他对话下去，会更加地没了意义。我说，这样吧（我也官腔一回），看来，你对这个事很不明了，建议你再仔细寻问一下你的上司——某副主任，弄清楚之后，我们再聊吧。

他说，好！就挂断了电话。

从此，再无任何音讯。

时间都到哪里去了！转眼的工夫，这一年的年底就来到了。

还是在电梯间，我又一次与那位县委书记相遇。他还是老样子，容光焕发，西装革履。见了面，热情地握手、互致问候。突然他问：“你那个事办了吧？”我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约略迟疑了一下。他立马明白了我这表情所传达的意义。他说：“咱们出电梯间谈吧。”

出了电梯间，他掏出手机，划拉了几下屏幕，划出一个号码，打了过去。因为我们站得近，电话另一端的声音听得很清晰。

“书记啊！您指示！”

“我指什么示？我问你，张主席那几本书你落实了吗？”

“落实了啊！早就落实了。我亲自安排某某某办的。”

“别官僚了，到现在都没有办，你落实什么了？这点小事，我不希望再打一次电话了。”

“您放心，书记！我立马亲自去办。”听得出对方甚为紧张，甚至有些惶恐。

我说，这点小事，太有劳您了。

他说，太不好意思了。我们一直在抓机关工作作风，你看，还是抓得不到位啊！

正说话间，我的手机响了。我看了看来电显示，对书记说，你们的部长来电了。他说，你接吧，我开会去了。

部长在电话里，一口一个道歉，一口一个对不起。他表示，下午即派车过去拉书。

刚挂断，副部长的电话就进来了。依旧是一口一个道歉，一口一个对不起（比部长多了一个请原谅）。临了，他说了一句令我大为惊异的话——他说：“部长也是，早说是书记安排的，我哪敢让下边的人去办啊！”

电话挂断，主任的电话便进来了。客套的话，我就不去重复了。但他的话也很让我吃惊——他说：“某部长真不会做事，直接告诉我是部长安排的，不早就办了吗？”

接下来，副主任的电话也来了。他开口、闭口地叫我“领导！”开口、闭口地说不怪他，怪主任没跟他讲是副部长安排的。

最后一个来电的，是部里的秘书小某。他带着哭腔，诉说他年纪太轻，不懂事理。加之领导也未向他讲清楚来龙去脉，他就如此不知天高地厚地问了那些不该问的问题。他反复请求我，看在他刚参加工作的份上，给他的领导，尤其是部长讲讲情，他会感恩一辈子的。

我很同情这个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我们都有过年轻时，像他这个年龄，我也进机关了，也是什么都不懂。所以，我对他说，不要这般内疚，你做得没错。

他在电话那头，哭了。后来，我不仅在他的主任面前表扬了他，还在部长面前夸赞了他。

年轻人需要关心、提携，可我实在不知道，在这样的地方，一个人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

下午，他们果然派车来拉书了。一同来的，除了部长，还有那个副部长、办公室主任、副主任，以及秘书小某。

这阵势，让我很感动，更让我很感慨。但老实说，我并不认同这阵势。我知道，这阵势的背后，其实是一种权势。而靠权势所带来的阵势，是不足取的，甚至是有害的。

好多年前，民间流传一则顺口溜。说，中央政府发文件，一级一级往下念，念完了上饭店。如今是“习李”执政，刹住了吃喝风。念完了文件，未必敢再下饭店。可这则顺口溜所要传达的，并非下饭店，嘲讽的乃是一种形式主义。抑或，人们对待中央政府文件的一种态度。这种态度的有害性，就在于一级一级往下念，而不是去落实。就像我的书，书记交给部长，部长交给副部长，副部长交给办公室主任，办公室主任交给办公室副主任，办公室副主任交给办公室办事员。至于事情结局如何，没有哪一个环节会想到过问一下，督促一下。

这样的工作作风，无疑是极有害的。若不抓抓这作风，或者，若不从这根本性的问题抓起，即便刹得了吃喝，也解决不了中国官场的官僚习气与形式主义。

关于我出版的几本书，想借此说几句话。

我的书，出版起来很困难。原因是，我文字中有一些语言，有一些观点，有一些想法，日常生活中随口说说，是可以的，可若将其写在白纸上再变成黑字，那就不允许、不可以了。所谓不允许、不可以，说白了，就是他们认为，我的一些观点，一些想法，一些语言，过于敏感，过于尖锐。而所谓敏感，所谓尖锐，就是我说出了事情的真相，而那些真相，你可以心知肚明，但决不可以说出来，尤其是写出来。无疑，他们认为我不是一个歌赞派，我是一个喜欢批判的人。事实上，就连执政者自己也明白一个道理，没有批判的声音，并不代表一个时代的完美，而只能说明这个时代是不透明的，是不开放的。而不透明、不开放，则是没有前途的，没有光明前途的。

我坚持认为，没有批判的声音，并不代表这个时代的美好。相反，我会为这样的时代，深感忧虑。我是一个没有什么名气的人，我也不喜欢所谓的名气。但是，我对这个世界，尤其是对我置身其中的国家，充满关爱之情。我相信，只有有爱的人，才会有忧虑，才会为这个他爱的国家着想。尽管我的担忧，显示了一些过激，或者过急。我也非常清楚，自己的担忧，不能直达天听。可这丝毫不影响我的表达。令我奇怪的是，为什么一个深爱自己祖国的人，他仅仅是出于爱而写了内心的真实想法，揭示了一些明摆着的问题，竟不能被允许出版他的文字？如果要出也可以，必须接受出版者的大肆删削。显然，我不会接受。

历经周折，书终于出版了，可紧接着要我面对的，却是国人没有时间读书了。时间都到哪儿去了？我想到了上文里提到的那个副主任。他说，他的头都搞大了。这句话令我记忆深刻。一个头都被搞大了的人，他当然既无心买我的书，更无心看我的书了。事实上，他不只无心看我的书，也包括看其他人的书，哪怕是中央领导。

书，不好出版，出版了，也卖不出去。一个写作的人，他只知道写作，而应付不了这么多的事。有朋友说，我现在的写作速度缓慢了下来。他说得对极了！的的确确缓慢了。为何缓慢了？我怕出版，我怕出版了以后卖不出去。

有人也许要骂我矫情了：你可是连县委书记都帮你的人啊！

说得极是。可今后我还敢要他这个帮忙吗？

实际上，我最怕的，不光是这出版，这销售，而是无人看书。

我的书，他们可以不看，但这世上还有许多的好书，他们则是应当看的啊！不看书，就意味着这个社会没有书香气。而在一个没有书香气的社会里，就只能盛行暴戾之气了。

那个感叹头都被搞大了的小公务员，难道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集体写真吗？要知道，暴戾之气浓郁，恰恰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被世俗搞大了头，从而失去了我们唯一可以夸耀的所谓理性啊！

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以及官场上的这些做派，已经成为一种沉疴。解决的办法不是没有，只是解决起来可能会比较麻烦，甚至是痛苦。比如公车改革这事，说来说去了许多年，还是改不了。这说明，改革者并不希望牺牲他们的利益。实际上，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是立马可以解决的。

至于弥漫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这样一股暴戾之气，乃是多年的社会矛盾和问题累积叠加的结果。生活于这样的时代，作为普通民众，非常惊恐，非常痛苦。这样下去，肯定不行。可如何化解，又是个头疼的问题。但无论如何，这是一个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否则，政府是不好向人民交代的。

                   二〇一四年五月十二日，雨谷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