魂 归 哈 尼

 

没有哪个民族像哈尼族那样，对灵魂充满了敬畏！也没有哪个民族像哈尼族那样，有如此厚重的丧葬文化。

《斯批黑遮》是哈尼族丧葬祭祀活动的全套祭词，其内容十分丰富，全套祭词达1万余行，75个篇目，每个篇目都是一个独立的祭词，有长有短，长的多达几千行，短的仅数十行。

世间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将经历孕育、诞生、长大、成熟、生殖、衰老、死亡的过程。《斯批黑遮》以较大的篇幅，用极其生动、朴素的语言，周详地叙述了这一过程。字里行间，表现出哈尼族朴素的人生观。

《斯批黑遮》告诉我们，死亡是所有有生命征候的东西最后的归宿。为了使死者不致有过度的惊恐与悲伤，在超度死者的时候，《斯批黑遮》向死者反复地讲述这样一个道理：人跟世间万物一样，有病有死，这是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与世间万物都是按照孕育、诞生、长大、成熟、生殖、衰老、死亡的顺序发展的。在万物诞生一节中，祭词这样唱道：

先前孕育好

后边诞生了

上边大天诞生了

下边大地诞生了

天上星辰诞生了

地上草木诞生了

水里动物诞生了

地上动物诞生了

老人呀你也诞生了

 

先前诞生了

后边长大了

上边大天长大了

下边大地长大了

天上星辰长大了

地上草木长大了

水中的动物长大了

地上的动物长大了

老人呀你也长大了

 

先前长大了

后边成熟了

上边大天成熟了

下边大地成熟了

天上星辰成熟了

地上草木成熟了

水中的动物成熟了

地上的动物成熟了

老人呀你也成熟了

 

先前成熟了

后边增殖了

地上草木分蘖了

水中的动物生殖了

地上的动物生殖了

老人呀你也生殖了

 

先前生殖了

后边衰老了

地上草木衰老了

水中的动物衰老了

地上的动物衰老了

老人呀你也衰老了

 

先前衰老了

后边要死亡

地上的草木死了

水里的动物死了

地上的动物死了

老人呀你也要死了

祭词浅显，朴实，没有大道理，即使是一个没有文化的老者，也能听懂祭词所表达的道理，从而服从于天命的安排。

尽管如此，人终究是恋生的，而对于即将到来的死亡，人们的内心依然充满了惊惧与不安。为了抚慰具有这种思想的死者，祭词在劝慰一节中，再次以朴素的语言向死者阐述世间万物不能变更的发展规律。祭词唱道：

有儿有孙的老人啊

你死了别难过

你死了别气恼

最先病的不是你

最先死的不是你

天上的老鹰有死的时候

地上的豹子有死的时候

京城的皇帝有死的时候

村里的百姓有死的时候

 

大树长到一千年

树老枝桠垂下地

岩石到了一万年

巨石也会炸裂开

人生到了一百年

不死的人古来少

 

你死别难过

你死莫气恼

自己的气断了

别人的气吹进来不行了

自己的脚断了

别人的脚安不上去了

以这样的祭词来劝慰死者要想得开，看得透，并顺其自然，接受死之将至，的确是哈尼族特有的丧葬文化。透过这种文化，我想到了一个新词：临终关怀。我们今天才开始做的事，哈尼族早就做了，而且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做。想到此，不禁让我们对哈尼族的丧葬文化充满了敬意与温情。这似乎也是我们的母体文化所缺失的部分。

以祭词的形式来劝慰死者，的确是哈尼族与众不同的宗教情怀。而在占绝大多数的汉族地区，面对即将离世的老人，没有谁会劝慰老人接受死亡的命运。相反，我们极其避讳这个“死”字。我祖母去世前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过程，有一口痰始终在她的喉间，呼噜呼噜出不来。我那时还是一个孩子，对前来找我玩的玩伴小虎说，我奶奶要死了！姑姑走过来，对我的屁股重重地打了两巴掌。她还对天上、地下连吐了几口唾沫，说：“小孩子胡言乱语不可信，小孩子胡言乱语不可信！”长大后，姑姑对我说：“人在快死的时候尤其忌讳‘死’字，千万别对老人说这个字。”有意思的是，我姑姑去世前，我陪父亲赶过去看她，她却拉着我的手，流着眼泪，说：“乖！姑姑要死了！”我说：“姑姑！你没事。过了年我陪你去外面走走，你不是想去我出生地看看吗？”姑姑点点头，眼泪还是止不住。我知道姑姑的眼泪是对生的眷恋，她的手一直到咽气都紧紧地抓住我。

是的，就我生活的区域来看，人们的确忌讳“死”字，即便不是将死的老人，也如此。为何忌讳“死”字呢？我看还是因为我们没有达观生死。哈尼族的祭词，真是一个好的东西，实实在在地可以拿过来为我们所用。我甚至想，送一帮汉人到哈尼族，请他们帮我们培养一批“莫批”。这绝非玩笑、逗乐，也非拿死人来开心。不妨假设一下，如果我们在临死前能听到“莫批”站在我们的床边，唱诵那朴实美妙的祭词，这对于死者来说，会是多么有意思的事啊！可是，现在的我们，面对尚未咽气的老人，连眼泪都需忍着，不能掉下来，怕引起老人悲伤。家人和亲人都安静地站在老者的床前，看似多么孝顺，而其实是催促老人快死。老人的心里也明白，也知道，自己这么捱着，让家人和亲人站在这里，实在是不太好的事。可是，那最后一口气有时很顽强，会让最为孝顺的儿孙也等得不耐烦。

有了这个“习俗”，中国人的临终关怀其实是谈不上的。我倒觉得，除了“莫批”唱诵祭词是个不错的选择，我们最能够做到的，还可以坐在老人的身边，拉住老人的手，同他（她）说些体己的话，用我们宿迁的方言，叫拉拉呱。我父亲去世前，在医院渡过了最后三天。这三天我在他床边陪伴，他的眼睛闭着，但呼吸还算正常。我抓过他的手，同他说一些昔日的话题。说着说着，我就看见他突然睁开了眼睛，我知道这个话题勾起了他的回忆，也有可能这是个令他感兴趣的话题。父亲在睁眼的时候，我分明还看见他的脸上有一丝清晰的笑意。当我谈起祖父、祖母的墓地被政府占用时，他竟然转过头来，好像在说：“有这事？”但当我说：“我已将祖父、祖母的骨殖迁到了新的公墓”时，父亲的眼角竟溢出了泪水。第三天，我讲了许多他这一生令我们骄傲的事情。最后，我说，母亲在世时常对我们讲说，你们的父亲为你们吃了许多苦，受了许多累，不求你们孝敬，只希望你们都能有点出息。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临终关怀，但我的父亲，却在我的自言自语间，长眠了。

 

哈尼族有这样一句俗语：“人的一生有三次新”。哪三次呢？第一次为婴儿出生时的取名仪式，第二次为成人的婚礼，第三次则为死亡时的丧礼。

可见，哈尼族把死亡看作与出生、与结婚同等的重要。很显然，这一方面，我们又略逊了一筹。因为，我们只把出生与结婚看作大事，看作喜事，而从未有人把丧事看作像出生、像结婚一样重要。

哈尼族是这么说的，更是这么做的。在哈尼山寨里，丧俗活动具有很强的社会性。一家老人去世，就是全寨人的大事，依照哈尼族的习俗，一家有丧，全村协力。由于哈尼族重视丧礼，并要举办各种繁琐的祭奠活动，前来奔丧的人会很多，如果仅以丧家一家之力肯定难以胜任。为此，哈尼族民间自古以来就形成了一种不成文的互助方式，即不论哪家老人去世，寨人都有义务接待前来奔丧的人。除奔丧者的第一餐伙食，由丧家招待外，其余食宿均由寨中每家每户各自承担。我问“莫批”，这会给寨人带来不小的经济负担，他们不会有意见吗？“莫批”说：“伟最达麻同奴麻诗”。意思是，尊敬的父母不会天天死，但是年老的父母总有一天都要死，每个家庭迟早都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死人既是悲伤之事，亦是喜庆之事。丧礼期间，全寨热闹非凡，人人身着新衣前来做客。在红河架车地区的哈尼族，丧家的妇女在整个丧礼过程中，还要身着节日盛装，所穿戴的衣服必须胜过前来奔丧的客人。

哈尼族还有这样一个习俗，平时在自己家中不能唱情歌，尤其是本家族异性在场的情况下，更不能。但是，在丧礼上则不受任何约束。丧礼当晚，外村来的奔丧者和本村的人，无论男女老少都聚集在死者家的院子里，唱歌跳舞，互相比赛，有一点赛歌会的味道。歌声、鼓声、掌声，响作一团，人们尽情地欢乐，通宵达旦。在生者对死者欢乐的表达中，丧礼成了欢乐的节日，年轻人可以公开地谈情说爱，对唱情歌。

把丧礼视为一种喜庆，而且全寨出动，前来庆贺，唱歌舞蹈，不得不感喟哈尼族的达观生死。这种生死达观，固然不能将其完全归结于“莫批”的祭词，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与这种文化密切相关。事实上，死亡的确应该被看作一个节日，一个我们人生中谢幕的节日，它应该比我们出生时，也比我们结婚时更喜庆，更隆重。无疑，哈尼族做到了，而我们汉人却没有做到。

实际上，我们的老祖宗早就做到了，只是或许被我们遗忘了，或许做到的只是圣人，而我们做不到，因为我们是俗人。从庄子的鼓盆而歌到孔子的《曳杖歌》，他们都在如何面对死亡这个终极性的问题上，作出了自己的回答。

而哈尼族的这种丧礼习俗却一直延续着，这不能不令我们大大地感慨。如果有机会参加一次哈尼族的丧礼，我相信，你一定会认为自己所置身其中的是一个充满喜庆的节日，而绝然想不到是一场丧礼。一个人怎样才能达观于生死，可能并不好给出一个答案。但一个人如能把自己的死亡，看作是他告别世界的一个节日，那么，这个人就一定能算作达观之人。同样，一个民族能将丧礼办成节日，当作节日来庆贺，那这个民族实在是了不起的，说它伟大，也没什么不妥。这样的民族，也才能堪称达观生死的民族。正是因此，我愈来愈坚定地相信，哈尼族的这种生死达观，实在与他们的丧葬文化有关。尤其透过那祭词，更能让我们接受一次最为朴素的人生观的教育。因为，关于生死这一课，我们的老师并没有尽责，我们的父母也没有尽职。仅靠我们一星半点的感悟，实在不够。

人生生事为大，死事亦应为大。就我个人的态度，我主张丧事从简，从简到什么形式都可以不要；烧掉，撒掉，便可以了。但从简归从简，临终关怀还是需要的，哈尼族的祭词还是需要的。因为，那至少会给我们一种温暖，一种感动。

2010年8月去红河时，我曾笑对那个年老的“莫批”说，很希望自己能终老于哈尼族，终老于这片温情的土地。

两年多过去了，当我写作这篇文字时，我不仅想到了我所说的话，而且有了更深刻的冲动：希望自己能尽快定居于哈尼族，即便不能成为他们民族中的一员。

魂归哈尼，委实地令我神往不已！

 

                       二〇一三年一月五日，雨谷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