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锋的“车徳”

在中国开车，堪比一场战役。

2008年，德国人拓笔领取了中国驾照。他发现，中德两国的交规其实并没有本质区别，区别只在路上。

驾车于中国的路上，拓笔很恼怒，拓笔很惊恐，拓笔很莫名，拓笔很无奈。

一次在中关村，拓笔正要从右车道并到左车道去，突然一辆小汽车从自行车道上杀出来，试图在他之前开到左车道去。

拓笔的第一反应就是，刹车，然后摁喇叭。对方也停了车，下车来到拓笔的车门前，冲拓笔大吼，并拉开了拓笔的车门。拓笔极为恼怒，对方这气势倒像是自己做错了。

接下来的这位，则让拓笔诚惶诚恐：

“我应该怎么开，难道要把前面的人撞死吗？”原来，有一次，因为让一位老太太过马路，后面的年轻车主下车走过来，试图拉开拓笔的车门，嘴里喊着“你找打么，你找打么。”

第三次时，拓笔真的找打了。这一次是别人不让他。

拓笔步行过斑马线，一辆出租车从他身边贴身而过，差点撞上，拓笔很生气，顺势踢了出租车一脚，他觉得这是自然反应——你疯了吗！结果，出租车司机停车，上来推了拓笔一把，“踢坏我的车，你得赔钱”。

“谁重要，是你车重要，还是我人重要？”拓笔跟他理论，记下出租车牌号，告到了派出所……

而最让拓笔想不到的，则是下面发生的一件事——

拓笔和他的中国妻子子娟开一辆本田车，因为别的车违章，拓笔就摁喇叭以示不满。结果对方隔着车窗冲他大喊：“你一破‘飞度’车，有什么好摁的。”拓笔不解，子娟就解释，你的‘飞度’车，不值钱，轮不到你摁喇叭。如果你开一辆奔驰，你就可以凶一点了。（以上文字见《中国周刊》，2013年第一期，作者 焦东雨）

如果遵守交通规则，意味着要挨打，从而令拓笔十分恼怒的话，那么，不值钱的车连摁喇叭也不可以，则只能让拓笔郁闷了。

莫说一个老外恼怒、郁闷于中国的交通，即便我这个国人，也恼怒、郁闷于这样的交通，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拓笔的遭际，也让他收获颇丰。请看他总结出的在中国开车的两条经验：一条，汽车比人重要；第二，好车比廉价车牛逼。

拓笔并且将这种现象定义为马路上的“霸权主义”，恃强凌弱。

这种“霸权主义”行径，正是当下中国交通的真实写照，亦是国人精神面目的真实写照。许多时候，在中国开车，你无须遵守交规，你只需要有个强健的身体，外加一辆好车，便可横行于马路之上了。强健的身体可以用来打架，既要打别人，还要准备迎接别人来打自己。至于一辆好车，那基本上就有了牛逼的资本。

这样的现实与现状，无疑令人悲哀，令人恐怖。但真正的恐怖，显然是“霸权主义”所造成的交通事故。而交通事故已成为“世界第一害”，中国则又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从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交通事故死亡人数首次超过5万人至今，中国每年交通事故都多达50万起，因交通事故而死亡的人数均超过10万人。

面对这样的灾难，有关部门所采取的，是实行更为严格的交规。看上去是个不赖的主意，但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显然幼稚了。因为，交通事故频发的根源，并不在于交规严不严，而在于人，在于开车的人，在于这些开车人的文明程度。

对比中德两国的汽车文化，拓笔和子娟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一种认知，拓笔和子娟认为，人们不懂车的原因，在于驾照拿得太容易了。其次，也是最为重要的，是汽车之间相互礼让、汽车礼让行人、所有交通参与者都提高安全意识的整体社会环境在中国依旧没有形成。“交通的问题是，我让人，因为我也想别人让我。但在北京，你让人，却没人会让你。这与中国人受教育程度参差不齐有关系。”

北京的交通问题，也是整个中国的交通的问题。北京是首善之区，那里居住着许多有权、有钱、有文化的人，他们的交通状况尚且不过如此，那首善之外的地区，岂不是只会更糟？

反正，我现在开车时会恼怒，会恐怖；坐在车里时也依旧会恼怒，会恐怖。只要一上路，我就感觉这个世界太疯狂，“霸权主义”太猖狂。有时我在路上走着走着，竟仿佛是世界的末日似的。即便在我的梦里，我也常被马路上的各种恐怖情景，惊吓出一身的冷汗。

在拓笔和子娟看来，这是驾校的责任，是他们的失职，是他们没有教授好学员的缘故。这个责任，驾校的确难逃干系。但要说完全地归咎于驾校，一股脑儿地推给驾校，那也有些说不过去。拓笔和子娟的另一个观点，即“这与中国人受教育程度参差不齐有关系”，我是认同的。因为，这是根源。

那么，有什么补救的措施呢？我看也只能依靠驾校了。因为，对于这些已经上路开车的人来讲，让他们再去补习文化，补习文明，已经不那么现实了。但驾校能否胜任这一重任，我是不乐观的。子娟也不乐观。

好几次，拓笔撂出了气话，不做艺术家了，要在中国开一所驾校，教所有中国人重新学驾驶。子娟给他泼冷水：这是不可能的，你不可能改变这个国家。你的权利只能是去适应。

子娟实际是比我还悲观。

但说起来很有意思，我竟也有过拓笔那想法。早在3年前，我以人大代表身份前去视察驾校时，就产生过这想法。但我比拓笔清醒的是，我只想改变一部分人，而非全中国学驾驶的人。事实上，我连一部分人也改变不了。因为，我办不了驾校。

每个人都感叹车子不好开，可每个人又都不想放弃开车的权利。堵车，是交通的又一大顽疾。它不只令开车的人头痛，更让政府头痛。如何解决这个顽疾，到目前为止，我也没看到哪个地方、哪个政府拿出什么好方案来。有一个专家，倒是提出了一个崭新的理念，用经济学上的“囚徒困境”模式去破解。“囚徒困境”在经济学上的解释是这样的，每个人出于个体理性的自私，而采取为自己谋取最大利益的行动，其结果却是损害了自己的利益。

专家的这个理念，的确崭新，其意思也明白得很，每个人都想买车出行舒适，可结果却是每个人都不舒适；每个人在路上都想开得快一点，结果却是谁也快不起来。

有人认为，城市将毁于污染，而我认为，城市最终将毁于交通，毁于交通事故，毁于汽车，毁于堵车。

1886年11月，德国人卡尔·本茨获得了世界上首项汽车专利，人类历史上第一辆汽车诞生了。10年后，这个星球上发生了第一起车祸。车祸发生在英国，一位正在走路的女性被一辆机动车撞倒，导致其死亡。英国有关文献记录下了一位验尸官的“忠告”——这是人类的一个悲剧，今后这样的事情再也不能发生了。

可惜，验尸官的“忠告”，并没有被人类所铭记。如果说第一起车祸，是人类的一个悲剧，那100多年以来，全球的交通事故已夺命近4000万，远远高于百年来因为战争而死亡的人数。

事实也一再向验尸官挑战——今后这样的悲剧不是再也不能发生了，而是将频繁不断地发生。

实际上，自第一辆汽车进入中国，悲剧就注定要在这片土地上大放异彩。——据说，进入中国的第一辆汽车是一辆杜里埃牌汽车，这是上世纪初从美国买来送给慈禧太后的礼物。

这辆汽车一到中国，就出了交通事故——老佛爷一高兴，赏给汽车司机孙富龄一碗米酒。酒后的孙司机顿时失去对方向盘的控制，撞死了一名太监。当然，老佛爷的司机尽管酒后驾车、且撞死了人，也不会因此而受到法律的制裁。

开什么车，与经济有关；怎样开车，则与个人的文明程度有关。中国人一下子就富裕了起来，来得及买车却来不及思考和掌握汽车文明。仿佛一夜之间，有如此众多的汽车跑上了马路，不要说政府修的路不够用，就是开车的人也必然惊讶：我怎么突然就开上了车了？开车需要些什么？我该注意些什么？我真的会开车吗？……问题太多，实在来不及琢磨。所以，在中国，交通是个问题，汽车是个问题，开车的人是个问题，怎样开车，还是个问题。

面对问题，指望发布一两条新规来解决，未免把问题想得过于单纯了。而政府层面所关注的，依旧是解决路的问题，即如何不堵车的问题。至于“霸权主义”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交通事故和恶劣的交通文明，则谁也指望不上，谁也解决不了。惟一能指望和解决问题的，实际是我们自己。可是，我们有这个觉悟吗？我们有这个自知之明吗？我们能纠正自身的不文明吗？

我想了又想，依然感到茫然。于是乎，我想到了雷锋。

雷锋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他是个平凡的人，所做的也尽是平凡的事。但这个平凡的人所做的平凡的事，却让他成为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老实说，雷锋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他持之以恒地为人民做平凡的小事，而这些平凡的小事原本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的。都可以做的，我们却没有做，或者说，我们也做了，只是做得不那么恒久。

我之所以想到了雷锋，并不在于他所做的那些好事，而在于我知道他是一个司机，在部队开军车的。说起来不免有些意思。他所做的好事，我们耳熟能详，可关于他开车的一些事，我们却知之甚少。我知道雷锋开车的一些事，是去年，是一个叫南辰的人所写的一篇文字——《雷锋是怎样开车的》。

这个名叫南辰的人同我一样，也对“作为一个年轻的司机，雷锋是怎样开车的”，甚感兴趣。只是南先生比我幸运，他见到了雷锋当年的战友乔安山和薛三元，并就此问题与他们作了长谈。

“雷锋的驾驶作风、道德真是一流的。在行车当中，如果经过农村，雷锋会开得很慢、很小心，生怕碰到老乡养的猪、牛、羊、鸡。当时农村都烧秸秆，下雨之后老乡会把这些秸秆铺到路面上晒干。一般来说很多车会直接压过去，雷锋从来不这样，他总是停下车，先把老乡的秸秆搬到边上去再通过。”乔安山回忆道。“如果是下雨天出车，雷锋总是特别注意行人，即使地上没有坑，他也会提前减速，他说不能溅别人一身。”

乔安山说，“雷锋总是对班里的同志强调：‘咱们开车不要遇到人就按喇叭，尤其是岁数大的、抱孩子的，到人跟前一摁喇叭吓人一跳，哪怕咱们再开慢一些’。雷锋总是说：‘作为一个驾驶员，一定要处处注意，尤其要换位思考，你要是行人你会怎么想。’”

“雷锋在学车时，不管是理论学习，还是安全教育、操作驾驶，都非常扎实。”薛三元是雷锋当年学车时的师傅。谈到雷锋的学车经历，他向笔者介绍说，“当时非常讲究安全礼让、不抢信号。会车时，下坡的车辆要提前停车，给上坡的车辆让道，等等。”

谈到中国爆发式进入汽车社会，但新手开车事故多、车徳差的现象，乔安山有些激动地说，现在驾校基本是交了钱就能拿照，新手就是杀手，应当不仅教学员怎么开车，还要教他们怎么做人，怎么做个好驾驶员，这是关键。（见《瞭望新闻周刊》第39期）

不妨看作是雷锋的“车徳素描”。透过这样的一幅素描，一个更加可爱，也更加可敬、可亲的雷锋，再一次地浮现于我的脑际。透过这样的一幅素描，不禁令我们感叹：雷锋真不愧是一个道德高尚的好人！在整个社会都感叹于车徳缺失的当下，在整个社会都把车徳缺失的罪责指向驾校的时候，雷锋的“车徳素描”，无疑给我们带来了一线希望和心灵的抚慰：不妨让驾校把雷锋的“车徳素描”当作第一手教材，施教于每一个学员。一如乔安山所说的，不仅教学员怎么开车，还要教学员怎么做人，怎么做个好驾驶员。阿容想就此补充一点，驾校的教员在教授学员开车的同时，尤要以教授学员怎样做一个文明的驾驶人，怎样做一个有雷锋那样车徳的驾驶人，为重。倘驾校的教员能这么做到了，中国的汽车文明时代，也将随之而来。

这一天，值得期待。但我也很清楚，这一天尚很遥远。

                二〇一三年一月十五日，雨谷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