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夫与蛇

“农夫与蛇”，是伊索的一则寓言。说的是，一个寒冷的冬天，农夫在路边碰到一条冻僵的蛇。农夫很可怜它，便把它放进怀里，用身体的温度温暖它。蛇渐渐苏醒后，它咬了农夫一口。农夫临死前对他的儿子说：“我真傻，怎么可以怜惜恶毒的蛇呢，现在连命都断送了。”

这则寓言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还记得，我们的语文老师曾这样对我们说：一方面反映农夫很单纯、无知、善良，看不到毒蛇的本性；一方面提醒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之前都要看清对方的本质，对于坏人，绝不可施以仁心。

那时，小孩蛋子的我们对寓言很感兴趣，但对于其寓意谁也没将它放于心上。事实上，即便是我们成年之后，也没人在意过它的寓意。也许，在我们心里，它终究不过是寓言。更何况，长大后的我们几乎不相信寓言，一如我们不相信童话。

可就在这不相信的节点上，我却想起了这则寓言。想起它显然与当下中国所发生的一些新闻事件有关：助人反遭讹诈、做好事却遭索赔、做好事反被指肇事、做好事反倒成了被告，诸如此类的报道不绝如缕。尽管整个社会看上去义愤填膺，可依然阻挡不住类似事件的上演与发生。为此，社会所达成的共识无非是道德沦丧，人心不古。

我在此时想起伊索和他的寓言，真是适逢其时，丝毫不值得惊异。如果农夫被蛇咬死是因为农夫的单纯、无知、善良，看不清毒蛇的本性，那么，今天，那些伸出援手助人却遭受陷害、讹诈、索赔，甚至于弄得自己去死的人，与两千年前的那个农夫有何区别？

寓言里的农夫面对的是一条蛇，姑且受到我们的谴责，甚至于觉得他死有余辜，而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却是人与人之间的施救与被害，我们又该如何呢？我们究竟是谴责前者不该救人，还是谴责后者恩将仇报？如果说前者不该受到谴责，而只配得到同情，那么，伊索在《农夫与蛇》的寓言里又是怎样告诫我们的呢？他不是说对于本性恶毒的东西是不能施以同情之心的吗？

如果蛇只有动物性而无人性，它的咬人、它的恩将仇报不过是它本性的使然，那人呢？人是有人性的，为什么人也会同蛇一样将他的恩人反咬一口呢？甚至为了索赔将他的恩人逼死呢？难道人和蛇是一样的动物吗？难道人也仅有动物性而无人性？

难道伊索创作这篇寓言时所针对的并不是蛇，而是针对有蛇蝎之心的人？以伊索的出身和他所受到的伤害，我以为也是有可能的。

伊索是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人，他与克雷洛夫、拉封丹和莱辛并称世界四大寓言家。他曾是萨摩斯岛雅徳蒙家的奴隶，并被转卖多次。此外，他还是个丑陋无比的人，连他的舅舅也不喜欢。尽管由于他具有渊博的知识而被赐予了自由，但最终仍因得罪当时的教会，被推下悬崖而死。

童年时期的伊索还是个哑巴，只能发出奇怪的声音。母亲去世后，他跟随曾照料过他的老人生活，后来被牧羊人给卖了。

苦难的人生经历对伊索来说，正是他创作寓言的根本。他的寓言大多是动物故事，以动物为喻，教人处世和为人的道理。事实上，以动物来喻人是最好不过的表达不满的宣泄方式。

透过今天这个社会的种种现实，我忽然很敬佩起伊索这个古人。他用《农夫与蛇》的寓言来告诉我们，蛇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像蛇一样的人。今天，在我们这个社会迅速蔓延起来的向施救者反咬一口的那些人，不就是那一条条被救活以后反咬农夫一口的蛇吗？

如此，我们还做不做农夫所做的好事呢？如果做，我们又该怎么做？如果说我们只做有良知的好人的好事，而绝不做恩将仇报的坏人、小人的好事，那请问在做之前难道我们还要先去调查一番，在知悉他是好人之后才能做好事？假如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落水的人，我们又该怎么办？总不能待查明落水者“身份”——即好人还是坏人之后，再行施救吧？

在今天的《参考消息》上，有一篇并不怎么引人注意的文章，但我却只一眼便被它吸引住了：《农夫咬死毒蛇》，单这标题便令我眼睛一亮。

【德新社加德满都8月23日电】一家报纸今天报道，一条眼镜蛇将一名尼泊尔农民咬伤后试图逃走，该农民一气之下咬死了那条毒蛇。

55岁的农民萨尔莫·米亚来自首都加德满都东南130公里的莫朗。他说：“我被蛇咬了之后非常生气。”

尼泊尔《安纳布尔纳邮报》援引米亚的话说：“于是，我追上它，咬了它好几次想把它咬死。”他说，他用了15分钟咬死了这条蛇。

米亚说，起初他只想用棍子打死那条蛇，但他实在太愤怒了，于是决定把它咬死。他听说咬蛇的背部能够减轻毒性。

他在田地干活时那条蛇咬了他的右腿。村民纷纷前来看望米亚和被他咬死的那条蛇。米亚事后去村卫生站看了医生，医生说他没什么事。

尼泊尔南部有各种各样的蛇。每年全国都有2万起被蛇咬伤的事件，主要集中在南部地区，其中有数百人丧命。

这个现代版的《农夫与蛇》的故事，显然，连伊索也想不到。相对于寓言，我更喜欢这个现实版的。人类对于有害于自己的毒蛇（不只是毒蛇，也包括对自己的同类），如果它想置你于死地，而又没有任何理由，那你惟一的手段就只有回击。就像这个名叫萨尔莫·米亚的农夫，在被毒蛇咬了之后，他很生气，——是的，真是令人生气，又没招你惹你的，你干吗咬我？你干吗要我死？此时，农夫不只生气，而且决计报复：你咬我，我也咬你。结果，他用了15分钟的时间咬死了咬他的蛇。

尼泊尔的这个农夫可以在一气之下将咬他的那条毒蛇咬死，算是报复了。可在中国，却有一个渔贩子，他叫王培军，在湘潭市雨湖区城正街菜市口卖鱼为生。

今年的7月25日早上，王培军骑着三轮摩托进货回菜场，经过城正街派出所门前拐弯处时，与一名卖小菜女子所骑的三轮车发生刮擦，女子跳车时撞倒了从她身后经过的83岁的老太太袁某。袁倒在了地上，王培军立刻上前将她扶起，袁称王培军撞了她，要他赔钱、负责。王培军与卖小菜女子商量后两人共拿出100元给袁某，王培军出了60元，卖小菜的女人出了40元。

随后，袁某又提出要去医院检查，王培军只好将其送至医院，袁某拍了3张X光片，检查结果显示没有问题，王培军支付了所有费用。从医院出来后，袁某没再说什么便回去了。

但是，次日一大早，袁某又找上门来了，说她心口痛，要王培军赔偿她7000元。

在当地派出所的调解下，王培军支付了6500元。袁某打的收条上写着“一次性负担，以后不负任何责任。”

8月6日上午，当地派出所又叫去王培军，原因是袁某的儿子、儿媳找到派出所，称袁某断了5根肋骨，医疗费已花去2.3万余元，王赔偿的6500元根本不够。经协商，王培军答应再给袁某6000元。

事情还在继续。

付了6000元之后的当天中午，3个光头男子带着刀来找王培军，扬言下午2时以前收不到20万元就要他的命。

3个光头男子走后，同在菜市场做生意的肖爱清看见王培军“一个人坐在店里哭。”后来就听到王培军的店门被踢得山响，于是62岁的黄月前和其他几个人一起冲了进去，他们看到王培军已倒在地上，身边放着一个农药瓶。

扶起摔倒的老太太，这本是一件善事，却遭到接二连三的讹诈，最后这个渔贩子不只被逼得流了泪，还喝了农药，自杀。

显然，王培军是一个弱者。他选择死，而不是反抗，便是最显明的例证。但即使死了，这个叫王培军的男子也未必能够瞑目。他有一万个令他伤心的、不能瞑目的理由，而最让他不能明白的是，为什么一个人做了好事、善事却换来了这样的结局？那个老太太和她的儿女们为什么那么不讲道德？派出所调解的结果为什么也不起作用？这个社会是鼓励人们做好人还是做坏人？他死得冤，可谁能为他伸冤？谁能证明他的清白？那些不讲道德的人会受到法律的惩罚吗？如果他们还能够很逍遥地活着，且既不受谴责，也不受惩处，那还有谁再敢将倒下的老人扶起？

在看到这条新闻时，阿容是愤慨的。但类似于王培军这样的倒霉蛋在我们的当下哪天不发生？我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悲剧，我们熟视无睹，我们麻木不仁。阿容想对王培军说，你不应该自杀，不应该以你那样一条小命来反抗社会，反抗那些不道德的人，不保护弱者的执法者。你的一死犹如一条小鱼儿被投入江海，翻不起波浪，瞬间就消失了。你应该像尼泊尔的那个名叫萨尔莫·米亚的农夫那样，当“毒蛇”咬你的时候，你也应该咬他，而且要把他咬死。你没有咬他，却被他们咬死，你是地道的伊索笔下的那个农夫，尽管你不种地，而是卖鱼。

伊索《农夫与蛇》的寓言意在告诫我们，不该同情的不要去同情，不该帮助的不要去帮助。农夫以一条命换来的这个警示，似乎并没有让人类清醒，相反，人类一直在重蹈覆辙，犯这个低级性错误。伊索不希望人类做那个农夫，但人类，至少是中国，尤其在出了那个做好事的雷锋之后，一直鼓励人们做好事，做雷锋，做农夫。至于农夫会不会被蛇咬，会不会遭人讹诈、遭人索赔、被指肇事、反成被告，就没人理会了。就像王培军，死了也就死了，无声无息，自认倒霉。一介小人物，不管他怎么死，死得何等冤屈，他都不可能被人们记得。当然，记得又有什么用呢？

从近年来不断发生的类似于王培军这般的事件，令我不得不问一问这个社会：我们究竟要民众做农夫，还是要民众做蛇？抑或又做农夫又做蛇？王培军之死是他做了农夫的缘故，袁某可谓做了蛇。如果王培军先做农夫后做蛇的话，情况又会怎样呢？当农夫被蛇咬了之后，我们没有别的选择，要么任毒性发作死去，要么趁毒性尚未致命，咬死毒蛇。

王培军这个渔贩子，只知做农夫，而不知做蛇。他不知道，一个没有蛇蝎之心的人，必然死于有蛇蝎之心的人。我想，这可能才是伊索的这个寓言所要告诫我们的真正寓意所在。

                  二〇一二年八月二十五日，雨谷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