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是一部荒诞剧

在《现代汉语词典》里，对“荒诞”一词的解释是：“极不真实，极不近情理”。《辞海》里加了一条：“虚妄不可信”。

所谓荒诞，其实就是非理性和反理性。44岁即获得诺贝尔文学奖、47岁死于车祸的法国作家加缪，对荒诞仿佛情有独钟，不仅写过专论荒诞的文字，还创作过充满了荒诞的中篇小说《局外人》。

作为加缪的朋友，萨特是最早把《西西弗神话》与《局外人》两本书联系在一起的。前者是加缪的长篇哲学随笔，后者则为小说。在萨特看来，《局外人》是一本“关于荒诞和反对荒诞的书”，而《西西弗神话》则是《局外人》的注脚。加缪在1941年2月21日的一则手记中写道：“完成《神话》。三个‘荒诞’到此结束。”这三个“荒诞”指的就是：哲学随笔《西西弗神话》，小说《局外人》和剧本《卡利古拉》。

事实上，加缪自己也是一个与文学沙龙、文学名人、荣誉、勋章保持距离的“局外人”，但他的思考却深入到了现代社会的腹地。

加缪专论荒诞的文章，其核心观念是，世界本不荒诞，人也本不荒诞，只是人活在世界上，在不得不进入世界的人际关系之后便产生了荒诞。也就是说，是这种“关系”产生了荒诞。

那么，人可不可以不进入这种“关系”里去呢？回答是：NO！人生不可能与社会绝缘，它总要进入这种“关系”才能够存在着。如此，人生便是一幕接一幕的荒诞剧了。

《局外人》是加缪的成名作，也是存在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品。《局外人》以“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不知道”开始，以“我还希望处决我的那一天有很多人来看，对我发出仇恨的喊叫声”结束。小说以一种不动声色而又蕴含内在力量的平静语调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惊世骇俗的“荒谬的人”：对一切都漠然置之的默尔索。这个局外人，本来什么事也没有，然而，自从得到母亲去世的通知进入社会关系之后，荒诞的故事便接连不断。在为母亲守灵的过程中他不想开棺看一眼母亲，因为那样很麻烦；他在棺材面前抽烟，因为他觉得没有什么不妥；在葬礼的整个过程中，他没有任何哭的意思，更“荒诞”的是，葬礼的第二天他就带着女友去海边游泳、看滑稽电影、带回住处过夜。之后的几天中，又帮助一位朋友去和一个阿拉伯人决斗。他在糊里糊涂的助阵过程中，眼睛被对手的匕首的亮光刺激了一下，就立即开了枪，而且一连开了5枪，结果被认定是刻意置人于死地，事情演变为一桩谋杀案，因此默尔索被送入牢狱，最后被处死。

从默尔索的遭际，或者说他的人生故事来看，一个人只要进入人际关系，便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正像默尔索，他本来并不荒诞，而一旦进入这些关系之中，荒诞至极的故事就拉开了帷幕。

还有一种“局外人”，则是拒绝“关系”，自我放逐的人，也可以说是反荒诞之人，拒绝人生进入荒诞剧之人。

前者做起来极容易，后者则较为困难。在我们看来，甚至是不可能做得到的。可是，人世间总有一种人是与我们不一样的。这种人面对不可能时并不死心，即使他同样知道做不到，可他依然不放弃。

刘再复在《红楼梦的存在论阅读》一文里有这样的一段文字，令人印象深刻。他写道：

《红楼梦》小说文本中有“梦中人”这一概念，其情节则有无数次具体的梦，但作为小说整体，我们可以提问：它究竟梦什么？也就是它的“理想”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更高层面的哲学问题。倘若需要回答，那么可以说，它梦的是花不要落（《葬花辞》所表述），芙蓉不要凋谢（《芙蓉女儿诔》所表述），女儿不要出嫁。贾宝玉有句名言，说女儿一旦嫁出便成“鱼眼睛”和“死珠子”。此话听来荒唐，实则深刻，它透露的乃是存在论信息：少女一旦出嫁，便不是自己了。这是真的，少女在少女时代自由自在，倒是本真本然的自己，一旦嫁出，则进入男人的“泥浊世界”，尤其是进入男权社会的伦理体系，那就没了自己。在“三纲五常”的伦理网络中，少女必定变成“夫纲”之下的“妻目”，这是事实。贾宝玉视为“鱼目”并非没有道理。《红楼梦》写宝玉的母亲王夫人“原是天真烂漫之人”，嫁出之后，成了苛刻的贵妇，金钏儿、晴雯都死在她的手中，王夫人早已不是本真的自己了。贾宝玉的“古怪”理念恐怕恰恰是曹雪芹真实的思想，所以在他的如椽大笔下，其最心爱的少女林黛玉、晴雯、鸳鸯等都在最美的青春年月死亡，显然，曹雪芹不让她们出嫁。这几个少女之死，既是梦的破碎，也是梦的保留。她们永远以至真至善至美的少女形象存在于人类永恒的心中。（见《读书》2012年7期152页）

《红楼梦》，我读过多遍，倒真未在意过贾宝玉有这么一个“古怪”念想。诚如刘再复先生所言，这念想与其说是贾宝玉的，不如说是曹雪芹的。单单以此“古怪”的念想来说，曹雪芹便堪称伟大！古今中外的文学史上，有这种“古怪”念想的作家好像还没有。

让如此青春的美少女在如此美妙的时光死亡，看上去有些残忍、不仁，而我们惯常的理解更是离题万里：说她们死于万恶的封建制度之手。曹雪芹的用意恰在于他对女性命运的深刻理解与独到认识。曹雪芹不希望这些美丽可爱的女性成为“鱼眼睛”和“死珠子”，他希望他们永远做本真的自己，千万莫进入男人的“泥浊世界”。

尽管这只是曹雪芹的梦，尽管这梦是多么美好，可我们知道，这梦只能破碎，花终要落的，芙蓉终要谢的，女儿终要嫁的。

身处“泥浊世界”而浑然不知、更不能自拔的女性们，一定认为我在鼓动女性不要进入“泥浊世界”，这样的理解也没有错，可我不得不说，我做不到，即使我真有这样的想法。

在我们看来，结婚是多么自然的事，有谁会想到结婚是进入某种世界？所以，到了一定年龄的人们无不忙着进入这个世界。就女性而言，她们心甘情愿做男人“泥浊世界”的一名成员，她们不觉其浊，反而设想了种种幸福。直到有一天，这个令她们心仪的幸福世界并没有给她们带来幸福却带来不幸与伤痛的时候，她们才意识到：设想的幸福终究只是设想。但她们离开“泥浊世界”，并不意味她们已认识到她们曾经身处的世界是“泥浊世界”，离开，依旧是因为她们不幸福，或者他没给她们带来幸福。

不要责怪她们。她们不是神，作为人，去过人的生活，天经地义，何错之有！

但是，我实在希望总有那么一个已婚女性，她最后的离开是因为她认识到男人的“泥浊世界”太不堪忍受，抑或，视为对她的侮辱！

同样，我也实在希望那些不进入这个世界的未婚女性，并非因为她尚未找到意中人，而是因为她意识到若进入那个世界便进入“泥浊世界”，她拒绝，排斥，恐惧于这样的一个世界。

我希望看到的这两种情形，也许我看不到。因为，这世上能看到那个世界是“泥浊”的，并拒绝进入，宁可死去的，只有曹雪芹。

面对不可能，曹雪芹的确做到了不放弃，他用他作品里的人物之口、人物之死来坚守他的梦，他的理想，他对于现实的不屈服。

许久以来，我一直视《红楼梦》为一部天书，而创作这部天书的人才堪配天才，堪称伟大。事实上，曹雪芹不只是一个天才的、伟大的作家，更是一个天才的、伟大的哲人。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天才地把中国文学划分为《桃花扇》境界和《红楼梦》境界，并以“政治的、国民的、历史的”三个概念界定前者，以“哲学的、宇宙的、文学的”三个概念界定后者。刘再复认为，《桃花扇》似的历史境界只涵盖一个时代甚至只涵盖一个朝代，而《红楼梦》似的宇宙境界则涵盖整个时空，这是超越一朝一代的天地无限境界。

刘再复甚至认为，从《荷马史诗》到《红楼梦》这些文学的经典极品，固然有历史价值，但都不可读作历史文献，而应当读作生命全书。其文本，都应当视为心灵文本或宇宙文本（包括外宇宙与内宇宙）。刘再复的这一认识，让我们一下子看清了蔡元培及索隐派的根本缺陷，正是他们把《红楼梦》这一宇宙的无限自由时空缩小为“反清复明”的某一朝代的狭小政治时空。

《红楼梦》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文学固然可以见证时代，但文学也常常反时代、超时代。曹雪芹通过《红楼梦》向我们表明，优秀的文学作品所见证的人性困境，不应该只是一个时代的困境，而是如毒蛇纠缠一般永远也摆脱不掉、挣脱不了的人类生存困境和人性困境。

刘再复说曹雪芹很了不起，他在两百多年前就塑造出企图守持自我的“槛外人”形象，这种形象正是走出“洞穴”、走出“铁屋”、走出局内关系的反荒诞异端。英年早逝的加缪，并未读过《红楼梦》，但凭借自己的天才直觉，也创造出一个企图走出荒诞关系格局的异端，可惜这个本想成为自己的局外人最后还是被社会消灭于局内。

这是一个荒诞的世界。不管我们情愿还是不情愿，我们都必须面对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世界如同湍急的河流，我们则是河流中的泥沙，即使我们有不合作、不进入的意识、意愿，也由不得我们自己。也就是说，我们不得不随波逐流，不得不进入这个泥浊的世界，不得不做荒诞的事，不得不与荒诞的人与事为伍。最后，我们不得不看到这样一个更残酷、更悲酸的事实：我们都成了荒诞之人。如果荒诞剧与悲剧相通，或者说本就是一对孪生子，那么，上演荒诞剧的我们，无论男女，都是一出悲剧。而《红楼梦》正是这样一部呈现人生的荒诞的天书，所以，刘再复说，这本书，不仅是部大悲剧，而且是一部大荒诞剧。

                  二〇一二年八月二十三日，雨谷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