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  惑（外六篇）

 

在阿容看来，亚当与夏娃被上帝贬至人间，显然是亚当、夏娃自己的责任，尤其是夏娃，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但叔本华却不这么想，他认为：“创造世界的人不是心地善良的人，而是从人类痛苦中得到快乐的邪恶分子”。

知道卢梭是不相信上帝的；而叔本华，不是不信，乃是印象极差。

有意思的是，并非哲人的七世达赖喇嘛，他对于上帝也是很不以为然的。

七世达赖喇嘛曾经给罗马教皇写过一封信。信是这样写的：……假如一切都是上帝所造，人们之失明、失聪、瘫跛无食、各种疾病之折磨、国王之间发生战争等各种伤害人身及所有不吉祥之举、动物间残食细小等无量之苦、饿鬼无食之痛苦、地狱之火之无量痛苦等一切痛苦均系上帝所为，那么，上帝就没有大慈悲之心。因为给有些带来痛苦，给有些带来幸福，这就有了亲疏之分，上帝就不能成为所有人顶礼之对象……其实，所有痛苦均来自造孽，如人造大孽就转世生为动物驴羊狗等，动物亦可转世为人，你之教主否认此等，就是在说谎言……一切痛苦源于造孽，一切幸福来自积德，幸福和痛苦皆系自身所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没有比我佛法更优之宗教，故你们知我教名亦具福德，愿持非佛之见者皈依佛法。

显然地，在七世达赖喇嘛的眼里，上帝并没有慈悲之心。因此，上帝就不能成为所有人顶礼的对象。

但是，想一想叔本华的话，也未必全是错。说不定上帝造人的时候，的确就怀有邪恶之心，至少“不是心地善良的人”。阿容进一步想：“上帝会不会把造人当作游戏，好玩而已呢？”而那个宣告“上帝已死”的尼采则这样问道：“人类是上帝的错误呢？抑或上帝是人类的错误？”我们真的搞不清楚。不过，上帝应该知道，他所造的人，早已不听他的话了，不只如此，竟有像叔本华、尼采、七世达赖喇嘛这样的一些人公然向上帝发难：不但不承认上帝是创造之父，还怀疑他在创造人类时，怀有邪恶的目的。

与叔本华、尼采、七世达赖喇嘛所不同，尽管我们也有着质疑的心理，但我们却缺乏像他们那样一针见血的睿智和勇气。

是的，敢于蔑视、质疑甚至公然反对上帝，端的需要勇气、需要胆量！只是，我真不明白：到底谁才是真正的邪恶者？是上帝？还是人类？我很困惑。

乡     痛

 

一

乡痛（solastalgia），是个新词。相信有许多人，尚不识其词及义。

而我，本是较早注意到那些有着乡痛的人的。只是，我没有发明这个词。

 

二

这一新词是由澳大利亚哲学家格伦·阿尔布雷克特，于2004年创造的。英文维基百科说，它指一种由诸如采矿或气候变化等环境变化造成的精神上的或基于存在的痛苦。而wordspy网站的定义，则显得更为通俗一些：由于家乡的环境发生巨变而产生的痛苦和忧郁。不同于“乡愁”的远离于家乡之愁苦，这是一种身在家乡的眷恋愁痛，在此译作“乡痛”。今年2月27日的澳大利亚《信使邮报》载文写道：“乡愁是对一地的思乡痛，乡痛是对热土往昔的怀念”。

Solastalgia一词的创造者阿尔布雷克特在他题为《乡痛：健康与身份的一个新概念》一文中阐明了这个词语社会学意义的由来：“这些人令我关注：他们身处家乡，却怀有近似乡愁的忧郁，他们以往对家乡的心理认同崩溃了。他们缺失来自现在‘家乡’的慰藉。此外，对于给他们造成愁痛的事态，他们既没有发言权，也无法施加影响，由此产生极大的疏离感。‘乡痛’即被创造出来用于描述这一失去寄托并极度忧伤的特殊精神忧郁症”。

 

三

是的，好几年以前我即注意到了这样的一群人，一群有着哲学家所谓的“乡痛”的人。他们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呢？他们是失去了土地，又失去了家园的农民和城市里的居民（其实，颠沛流离的农民工，也应该是有着“乡痛”的人群）。城市里的居民虽无土地可失，但房屋被拆后，他们与失去土地和家园的农民一样，有着相同的乡痛，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外国人说，整个中国就是一个大工地。可他们哪里知道，这些工地都是从拆迁开始的。关于拆迁，这是一个令国人十分疼痛的话题。各地为此而闹出的人命案子，时有发生。在这些命案中，固然多因拆迁资费而起，但也有一些老人却因留恋故宅而一死了之。忽然就想起这位澳大利亚的哲学家，不知他那里可曾有我们这般壮阔的举国拆迁？在他的文字里，我尚未读出有这样肃杀的场景。如果有，那他关于乡痛的阐述一定会更为深厚和有力！

说起来真够惭愧。面对每天都在进行的拆迁，面对无数双忧伤的眼睛，我自以为很理解他们！其实，那哪叫理解呢？那只是同情而已！阿尔布雷克特才真正地理解他们，尽管他没来过中国，也没经历过拆迁和被拆迁。

如此看来，阿容距离思想家，还真差十万八千里！

狐 狸 之 智

在中国的文化人中，辜鸿铭显然是最具个性的一“怪杰矣”（林语堂语）。

至于他怎样地怪，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去看一看他的大著，即晓。本人所感兴趣的并非他的“怪”，而是他关于知识的一番论述。

辜先生以为，知识，如果其内在固有的“优雅”不复存在，就是英国人所说的“常识”。对此，阿容十分赞同。因为，许多人所谓的“知识”，的确就是“常识”而已。辜先生指出，这种“常识”，或曰丧失了优雅的“知识”，如果它因为遭到滥用而变形扭曲，变得麻木而僵化，就是卡莱尔所谓的“狐狸之智”，马修·阿诺德称之为“庸人市侩的知识”。卡莱尔将这种知识称为狡猾的“狐狸之智”，乃是因为它被人的欲望扭曲了。这种狐狸或庸人的知识，对于我们日常工作有用——例如征收关税、搞统计等——但绝不能用在与教育有关的工作上。究其原因，乃是在于此种知识能予人才智，但不能提升人之品德；能开化人的头脑，但不能滋养人的心灵。孔夫子在谈到教育时曾说：“大畏民志，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意思是：要以一种焦急而敬畏的心态关注人民的爱好，这是教育的根本问题，也是最高的教育。狡猾的“狐狸之智”还表现在，对于修铁路、开纱厂、造电机来说是有用的，却不能用在与文化有关的课题上——因为它“不仁”，不知道同情为何物！

当知识演变为常识，再演变为“狐狸之智”以后，这个社会会多了许多有“才智”的人，却少了许多有品德的人。因为，这样的知识所开化的只是人的大脑，而忽略了心灵的滋养。

由“狐狸之智”，让我想起孟子的一句话：“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意思是：我憎恶你们这些聪明人，因为你们总把事实扭曲。辜先生的表述则更为直白：过分聪明是现代知识分子的通病。

还有一些所谓的知识分子，顶多也就是“”知道分子“罢了。但许多人愣是把这些“知道分子”也当作知识分子来顶礼膜拜，就不免令人悲哀了。

“知识分子”，据说是个外来词汇，源于19世纪的法国和俄国。对这个概念的解释多种多样。华裔美国学者唐德刚曾撰有万言长文，阐述中、美、俄三国对“知识分子”定义的异同。粗略说来，一种是宽泛的解释，类似我国通行的说法：有一定科学文化知识，主要是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另一种是有确定性的界定，这就是知识分子应是具有独立的人格而不依附权势，为文不作媚时语，具有自由思想，而不迷信传统与权威，具有道德的勇气和社会良知，心存社稷，对国家和民众有着深厚的历史责任感，面对现实，敢讲真话，揭穿“瞒和骗”而无所忌惧。

而当下，知识分子泛滥，但真正的知识分子，依照 唐德刚先生阐述，我看没几个够格。是的，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既不是把知识当成常识的人，也不是具有“狐狸之智”的人，更不是一群过分聪明的“知道分子”们。真正的知识分子，不只要有知识、有文化，还要有个性、有同情、有担当！他们必须敢于表达自己的思想，敢于坚持真理，敢于同邪恶战斗，更敢于在所有的庸人都低头不语时发出自己的声音！人云亦云、在强权（势）面前低头、缺乏同情之心，都非知识分子所为！

 

慈禧的另一面

 

老实说，包括我在内，关于慈禧，大多数中国人对她的印象，恐怕都不是很好。但在《清宫二年记》里，却让人看到了她的另一面。

先说说《清宫二年记》这本书。

此书为德龄（1884—1944）所著。一般称德龄公主，实际是郡主。她是满洲贵族裕庚公爵的女儿。裕庚充任法、德等国出使大臣时，她随父在欧洲生活多年，掌握了英语。1903年回国，与其妹一起入清宫，担任慈禧太后的贴身女官。1905年父死出宫，嫁给美国驻华副领事，随夫往美。

德龄在《清宫二年记》中写了这样一件事，令我记忆深刻。

“这天早晨六点钟，全体起程离开颐和园。正好赶上大雪，许多马匹滑倒在路上，太后的一个轿夫也失足滑倒，将太后掀翻在地，一时人马嘈杂。我立刻觉察到有什么严重的事情发生了。太监们高叫‘停下，停下！’于是人们立刻停止下来，路也被堵住了。最后，我们看到太后的轿子停在路边，便都下轿奔过去，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等到了太后轿边，只见她安坐轿内，正对太监总管发令，叫其不要责备那个轿夫了，这不是他的错，实在是路太滑了。”

如果这样的一小段文字能够让我们体认到慈禧也有温情一面的话，那么，接下来的这一段文字就该令人深表同情了。

这是慈禧对德龄的一段倾诉——

“七月照常是太后最悲痛的月份，因为该月的18日就是她丈夫咸丰皇帝的祭日。17日早晨，太后去祭奠亡夫。她跪在咸丰帝的灵前，哭泣了许久。宫中也一律戒荤三日，以表虔敬。我当时是太后所喜爱之人，所以在这悲痛的日子里，她常叫我伴随她左右。这是一件倒霉透顶的差事。当太后哭时，我也得陪着她哭，然而她却每每停下来叫我别哭，说我无论如何还太年轻，不宜悲痛，同时也还不懂什么是真正的痛苦。在那段时间里，她告诉我许多她自己的身世。一次她对我说：‘你知道在小时候，我的生活是很苦的，我没能从父母那里得到过丝毫欢乐。我初进宫时，大家都妒忌我的美貌，后来幸运我生了一个皇子，这才好了些。然而在这之后，我的命运就又不济了。咸丰当朝的最后一年，他突然病倒，洋兵又烧毁了圆明园，我们于是不得不避难到热河，当然这件事是大家都熟悉的，那时我还很年轻，丈夫病危，儿子又还小。当皇帝处于弥留之际时，我急忙抱着儿子来到他身旁，对他说：你的儿子在这里。他听到这话，即微微张开眼来，说道：当然是他继承皇位。在那个时候，我觉得尚有同治可以依靠，能够获得一点愉快，但不幸的是，同治不到二十岁竟死了。从此我的情绪大变，对什么事都不感兴趣，因为我的一切幸福连同死掉的儿子一起失去了。稍为慰藉的是，光绪还只有三岁就被带到我的身边。他是个瘦弱多病的孩子，你知道，他的父亲就是醇亲王，他母亲便是我妹妹，所以他就像我的儿子一样，而且事实上我也是把他当成自己的儿子来待的。可是，尽管我为他想尽办法，他的身体依旧很糟，这是你们都知道的。除此之外，我还有许多苦恼的事，现在说也无益。总之没有一件是我所希望得到的，样样都使我失望。’说到这里，她又痛苦起来，接着又说：‘大家都以为太后不知有多少快活，却不知我刚才所说的那些痛苦。然而我总算还很达观，顺其自然，因事而安，有许多小事也就不放在心上，要不然我恐怕早就躺在坟墓里了。’”

关于《清宫二年记》，又称《在紫禁城的两年生活》，有史家指出，此书失实之处不少。尽管如此，我依旧愿意相信，我所读到的这两段文字，不至于是失实的吧？尤其后者，那是两个女人的交流，又处于那样非同寻常的时刻，我认定那是她的心里话。

许多时候，不得不承认，我们总是试图知道历史的真相，但不幸的是，历史总像一团迷雾，让我们难以看清。不要以为有了文字便是真实的，要知道，书写文字的人也常常是带上了个人的情感。其实，历史中人物，也同凡人一样，有其两面性。慈禧作为一个女人，又何尝不如此呢？

 

 

问 题 之 问

 

如果把那些能够思考并指出当下时弊的人，视为智者，或有思想的人，那么，既能指出当下时弊又能开出药方的人，恐怕就应该算是思想家了吧？

做一个有思想的人，也许算不上很难，但要成为一个思想家，恐怕就没那么容易了。为何要这样说呢？因为，许多人的确知道自己生活的社会所存在的种种问题，但当你寻问如何处置、解决这些问题时，他却要么摇头，表示没有办法；要么叹气，表示解决不了。——这样的思想者，空有疼痛，而于事无补。

那么，当下最紧迫的社会问题，究竟是哪些呢？阿容从许多有思想的人们那里了解到如下三点：

一、信仰问题；二、社会异化问题；三、教育问题。

在这些有思想的人们看来，信仰缺失为当下最严重问题。他们无不认为，当下的人们大都把金钱与物质作为唯一的追求与理想，致使其精神家园一片荒芜。

而社会的异化问题，则表现为在物欲横流和竞争激烈的社会环境下，人与人之间变得愈来愈冷漠，甚至于冷酷。实际上，在一个缺失了人文关怀的社会里，过分追求物化就必然会导致这样的结局。

至于教育的失败，则为更多的人所认同、所痛心。只是需要指出，这个教育不仅指学校，还包括社会，包括父母，包括家庭。

三个问题，都说得很在理，也很到位。但究竟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有思想的人们并没有给我们指明方向，开出具体的“药方”。阿容先生面对这些问题，也很无奈。无奈的原因就在于：第一，开不出什么具体的“药方”；第二，即使开得出，恐怕有些东西只能说而未必能落于纸上；第三，开得出，也未必有人采纳。

实际上，在阿容看来，三个问题固然都很重要，也都非常严峻，但归根结底的问题还是一个教育的问题。而教育的问题，归根结底又关涉到体制性问题。也就是说，解决教育的问题，不光是教育部门自身，还需要国家这只手。然而，现在的问题是：教育部门自身对改革就持排斥心态；至于国家层面，虽然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但又下不了狠心，不敢断然地改。即使都愿意，恐怕也拿不出“立马见效”的良方。所以，只能拖着。还有，即使有良方，推行起来依旧有极大的难度。毕竟，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大半还不适应，也做不来。至于父母和家庭在教育问题上的严重缺失与错位，则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坦率地说，我们不缺少有文化的人，我们缺少素质。学校培养的孩子都很会考试，很能考试，却不知，仅会考试是考不出高素质的——这是明摆的事，也是一切问题的根源与所在。因为，当整个社会成员都具备了良好的素质时，我们还会害怕信仰缺失、社会异化吗？当然，不是说有了素质，这个社会便完满了。社会永远会有问题，只是任何一个社会都不能在教育上出问题，信仰上出问题。事实上，我们都很清楚，素质教育或者说要把全体公民都培养成有素质的人，绝非朝夕可就，不经历几代人坚持不懈的奋斗与努力，很难奏效。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何时才能开始行动？

 

本质上我们都是不好不坏的人

 

一

许多时候，我们总喜欢把人划分为好人与坏人这样两种人群。实际上，世界上这两种人所占的比例都不是很大，占很大比例的人群既不是好人也不是坏人，而是不好不坏的人。

将人简单地划分为好人与坏人，本身就是个问题。这样的认知，显然幼稚。因为，相对于坏人，好人究竟有哪些标准？换言之，什么人才可以称之为好人呢？

是的，好人在不同人的眼里有着不同的标准。比如武则天的侄子武三苏吧，这是一个很有名的小人，当然也是一个坏人，在辜鸿铭眼里，武三苏则是中国历史上众多不道德角色中的一个。关于好人与坏人，武三苏是这样说的——

“我不知道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在我眼里，一个拥护我、服务于我利益的人就是好人；一个反对我、有害于我的利益的人就是坏人。”

很显然，武三苏眼里的这种好人肯定不是我们所理解、所认知的那种好人。而他眼里的坏人，真的就是坏人吗？

所以，好人与坏人，看上去是个十足简单的问题，但当我们想对它进行表述时，却发现可没那么简单。

 

二

说出来你兴许不信，这世上，有许多被认为是好人的人，原来并不好。这种人的好，是装出来的，是做出来的。表象上他是个好人，骨子里头他比谁都坏。这种人的好是“伪好”，比坏人还可怕！

反倒是一些被人认为是坏人的人，其实并不坏，至少不能称之为坏人。之所以被冠上了坏人之名，实际是那些比他还坏的坏人造出来的。这方面的例子多如牛毛，不说世俗中的小人物们，单单历史上那些被称之为伟大的人物中也大有人在。比如蚩尤被黄帝所污，项羽被刘邦所污，岳飞被秦桧所污。

 

三

我相信，世界之初原本好人多坏人少。但渐渐地，人们发现许多时候好人并不占上风，或者好人并不能得到好报，更有甚者，好人常常吃亏、吃苦。而一些很坏的坏人呢，不仅不受谴责，反而很得便宜，很受赏识，甚至于常被“关怀”。此时，好人开始反思；而坏人呢，则变本加厉，愈来愈坏了。

好人反思的结果有三种：一种是继续做好人，这很不容易；一种是也学坏；最后一种则是既不做好人也不做坏人，介于好与坏之间。这第三种结果，实质是坏事也会偶或为之做上一点，但还不至于决绝地坏。至于好事，他（她）当然也做，只是天大的好事他（她）也没做过几桩。

如此地看来，这世界除了很少很少的好人和坏人，我们中的大多数本质上都是不好不坏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