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争还是顺从，这是一个问题

一

在尘世间厮混着的人们，不管厮混得怎样，似乎都还清醒并能够意识到，生命是短促和易逝的。

我也一样。只是在这番的意识之外，尚有一丝别样的心怀——感觉自己也包括别人愈来愈活得不真实，愈来愈活得没有了自我。

为什么会这样呢？

许多人，包括我自己，原本不是这个样子的。所谓原本，大抵便是我们刚走向社会的时候吧。那时候，一定是想说便说，无所顾忌；想做便做，不怕担当。活得很真实，活得很自我。然而，这样的好光景并不长久。不久之后的某天，我们忽然发现，自己所说的并不为别人所理解、所接受；自己所做的，也非人们所喜欢，有时候，还很令他们反感或者憎恶。为此，我们迷惘过、抗争过，但渐渐地，所有的人都不再迷惘，也不再抗争了——他们也开始学习或尝试着说一些自己并不想说的话，做一些自己不愿做的事。这时，人们却说他成熟多了！而随着这样的“日趋成熟”，此时的他与当初的他，显然已不再属于同一个人。当初的那一个他没有了，说他死去也未尝不可以。而现在的这一个他，却在世人的目光中成熟了，成功了！——只是这样的一种成熟抑或成功，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却有些莫名的酸楚。

这便是世俗的力量。它就像煮一只活青蛙。你跳进去时是冷水，慢慢地你才会感到水有了温度，而这温度是逐渐上升的，当水温达到一定高度令你承受不了的时候，你或许会想到抗争——你会跳起来，试图冲出去，但是无用，你跳不出去，你的命运就是忍受，然后，等待着死亡的来临。

二

有人或许会天真地说：我可不可以不跳进去呢？我说，跳进去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共同命运。为什么？简单得很：要活着。要活着就得工作，而工作便是那口张着大口的锅，恭候你优雅的一跳！

这一跳之后，便由不得你了，一切就得按照它的要求、它的规程、它的约束、它的制度一一去做。慢慢地，你就成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连你自己也不认识，有些陌生，甚至有些憎恶。但这个人千真万确是你，姓和名都没改变，改变的只是容颜、性情和思想。

有人乐于被改变，有人并不知道被改变。这两种人都很多。乐于被改变的人会生活得很好；不知道被改变的人虽然懵懂，但糊里糊涂的感觉也委实地不错。活得不幸的，自然就是那些不乐于被改变的人了。他们的不幸，大多表现为心灵。当然，为此而付出肉体之痛的，也很多。

不幸的根源，也就在他们这思想。谁都知道，有思想就有痛，殊不知，真正的思想者，不仅只有痛，更多的是不幸。

不幸就不幸在：他们连与世俗“同流”都做不到，又怎能做到与其“合污”呢？他们不会迎合、不会迁就，反到妄想变革并不停地抨击。在世俗世界里，他们是不合群的、孤独的动物！他们本来是抨击世俗的，结果反遭世俗所抨击。在强大的世俗面前，世俗安稳如山，倒下的只能是他们这些“不合群”的、孤独的动物。历史上，不管是自杀的，还是被他杀的，大都是这样的一些人。从屈原到苏格拉底，莫不如此。

三

屈原的不幸，乃在于“世人皆醉我独醒”。如果水温适宜，即使会慢慢被煮死，这样的生活也的确是不错的选择。毕竟，人们都热衷于当下的及时的快乐。但屈原不行，他知道这是慢性自杀，他不能选择这种死。他要跳出去，一定要跳出去，哪怕跳出来依旧是死。事实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他成功地跳出来了，但他跳出来之后却又转身跳向了湖南的一条江。既然已经跳出了那可怕的污浊的境地，就应当活着，哪怕做一个行吟诗人，边走边唱；即使死在途中，是不是也会比跳一条江，更有意义？！

屈原之死，固然有多重解读，但我一直执拗地以为，以一己之死来反抗世俗之恶，既不足取，亦无意义。

司马迁也有这样的意思。他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盛赞屈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可他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在司马迁看来，凭着屈原的人格才华，只要不那么倔与迂，愿意另投明主，何愁功成业就，干吗去死？

司马迁后面的话，我就不爱听了、不赞同了。为什么呢？因为，世上有无明主，实在是很难说的事。即使有了明主，以屈原的倔与迂，恐怕没有哪个明主能长久地喜欢他。难道非要“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吗？做一个人民的诗人，有什么不好呢？

话虽如此说，可每每想起屈原，总勾起我对他深深的怀念与敬仰！老实地说，他永远是我们这个民族史上最有血性的伟大诗人。在我最为尊崇的血性人物中，文有屈原，武有项羽。

四

屈原之所为，如果那是他对昏庸朝政的彻底绝望，那么，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则是个从未把世俗的这一切放在眼底的人。

生活在公元前469年到公元前399年的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其特立独行的人格品质，自他之后，我们仿佛再也不曾见过。

据说，在寒冷的冬季，人们躲在家中闭门不出，还得穿上羔皮羊袄，裹上毡子。而苏格拉底则穿着一件旧大衣，赤着脚出门，安然行走在冰雪之中。路上的士兵们对他侧目而视，以为苏格拉底故意嘲笑他们在寒冷面前的畏缩。

更令士兵们不解的，是这个古怪的老头经常黎明即起，笔直地站在那里苦苦思索着。中午到了，他还站在那里，夜幕降临了，好奇的人们吃过晚饭，把卧床搬到外面，观察着苏格拉底。他们看到苏格拉底就这样沉思着呆立了一夜。太阳升起来了，苏格拉底对着太阳，虔诚地做过祷告，然后离去。

而在宴会上，他也表现非凡。他精力充沛，像个铁打的汉子。困倦和烈酒对他毫无影响。每当人们烂醉如泥，酒量最大的人也被折腾得精疲力竭之后，惟有他可以从容地扬长而去，来到广场上继续与他的对手唇枪舌战，直至驳倒对方。

世俗里的一切，对于苏格拉底这样的哲人而言，不过是他战斗的舞台罢了。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挠他，更不要想将他改变。也许依他一己的力量，依旧改变不了哲人所处时代的世风，但他能够成为那个时代一道独特的风景，已足以证明他的伟大与卓然了！直到今天，他依然是一道风景，一道无人超越、甚至连仿效者也后继无人的风景。面对这道风景，我所感到的只有羞愧和对于自我的悲哀！

五

有人或许会说，苏格拉底的结局不也是被处死了么？是的，且不论他究竟说了些什么惊世骇俗的东西，单他这道风景就会为许多俗人所憎恨！诚如我们所知，他被奴隶主民主派以传播异说、毒害青年等罪名逮捕，后在狱中处死。

其实，在他们之后，人类的历史上有许多伟大的人物要么如屈原自杀，要么像苏格拉底被统治者所害。

面对世俗世界，你绝望就会自杀；你离经叛道，大加挞伐，也可能会死。惟一能活下来的、而且活得很滋润的，便是那些不绝望、不愤世，即使愤世也不表达的人。

阿容作为普通人，即便偶尔绝望，他也不会自杀。因为，他知道，他的自杀既不会留名，更不会对世风产生丝毫的影响。至于挞伐，倒是有的，不只口头上，有时还会写下来。但他的挞伐，听者寥寥，因此，不必担心有什么后患！

六

哈姆雷特有一句台词已成为经典：“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个问题。”人们总喜欢在各种不同语境中套用这个句型，不过大多时候是为了追求荒诞效果，为了反讽和解构。

当我想起这句台词的时候，既没有“追求荒诞效果”的心情，更无“反讽和解构”的意思。因为，生命固然只有两种选择：生存或者死亡，但选择后者的毕竟为数极少。而况，即便选择后者的，也绝非屈原或苏格拉底那样性质的死亡。

大多数人只能选择活着。因为大多数人既不是屈原也不是苏格拉底。实际上上帝所造的人，大多是平庸的生命，只要能吃饱穿暖，其它的事都可以放置一边。什么问题啊、主义啊、思想啊……与他们有什么关系呢？甚至连谁是屈原？谁是苏格拉底？他们是干什么的？也无人关心了。

那么，那些既关心屈原、又关心苏格拉底的人又怎样呢？依我个人的体会，我只能说，仅仅是关心而已！他们同样做不了什么，更不要说学习屈原、学习苏格拉底了。

这样看来，我们这种人，至多也就是给自己的生命增添几许哀愁而已！到头来也与那些什么都不关心的人一样，消失于这个尘世。

如此地说，并非妄自菲薄，而是提醒自己，不要看不起那些什么也不想的平庸的生命们，我们与他们其实并无多少差别。所有的生命都微不足道，谁都不可以趾高气扬。只有屈原、苏格拉底这样的人物，才有资格站在高处，对着我们这些生命说：“你们！一群贪生怕死的人！”

是的，究其本质，我们的确都是贪生而怕死的人！

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想说什么便说什么，想做什么便做什么呢？为什么我们的胆量总是那么地小呢？为什么我们总缺乏豁出去的勇气和气概呢？为什么我们老是瞻前顾后、畏首又畏尾呢？无数个为什么，只有一个答案，这就是：贪生与怕死！

正因此，我们中的大多数，其结局，注定是一事无成！套用哈姆雷特的那句台词，阿容觉得现在的问题不是“生存还是死亡”，而是“抗争还是顺从”？ ——是与世俗抗争呢？还是顺从于世俗？这是一个问题，一个极大的问题，依我这能力，估计解决不了喽！

二○一○年三月二十一日，雨谷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