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耘农湖北

 那个夏天，在我所有的记忆里是特殊而深刻的，因而我对它有着不同于任何年份任何季节的别样感怀。那时，我与一帮二、三十岁左右的青年男女，工作在那处只有门牌号码,却有哨兵站岗把守的大灰楼里。在住地的单身宿舍，往东出巷口是中南海西外墙的附右大街，往西出巷口便是西单大街，我们那座三层小红楼大约就在这胡同的中间，一水的红砖灰瓦，上世纪50年代的制式建筑，虽旧陋倒有些个神秘感。

在小红楼居住的那个夏天，可说是诗意的日子。每天早晨7时，我们会兴致勃然的穿一条七弯八拐的不过300多米的小胡同，步入那座庄严神秘的大灰楼，按部就班。刻板的工作环境，让每个进出这栋楼的人们，都是那样的循规蹈矩，我在那里真正感受到了什么叫严谨与正统，这是在学校环境里所不曾感受到的。当然，我们更有一种神圣而荣耀的感觉，因为能呆在这个地方的人给外界以一种仰慕之情。

 每天下午下班后，是我们这群来自天南地北的年轻人最为痛快的时光。走得近乎的哥们要么在机关食堂就餐后，邀人搞场篮球赛，扯着嗓子疯喊,可着劲儿跑满场,似乎要把憋了一整天的激情在这一时刻释放殆净。直到大汗淋漓后要么索性在胡同里某个小吃店，就着三两小炒外加一碟百吃不厌的五香花生仁，几个平素打得火热的家伙，喝扎啤以缓解一天的倦怠，闲谈着家长里短，当然也包括爱情。但绝不喧哗，更不谈国事（这是工作素养使然）。

 脸色微红后的我们开始自由支配晚间的光景了。有时候，那几个小子拉我打几把“牵猪赶羊”的扑克牌，输了的往脸上贴纸条或是在纸上每个人的姓名下划乌龟，还得罚喝宿舍里收藏的白酒。不知为何，我的酒量，常常让那些惯于干喝豪饮的西北、东北的汉子们惊诧。即便双休日，哥几个推杯换盛，我不光敢与他们叫板，似乎未曾败北过。那个夏天，常常要经受酒精的考验。特别随大员出差外地，几乎天天都要面对酒的进攻。一个光有工作能力，而不胜酒力的人，是一个不完全的人，老同志们说。值得自信的是，我这个湖北佬，毫不逊色！可至今仍在官场的他们一个个都出息了而我重新回到了书本与文字......此为后话。

更多的时候，我喜欢独处。在这个夏天里,平素有阅读与写作的习惯的我，常常婉拒他人的邀约，躲进单身房间伏案厮守着文字。白天那刻板教条的政治理论、格式化文稿所带来的枯燥单调，到了晚间，被撒欢的形象思维的骏马所替代，整个夏天我在主流媒体发表的各类文字多达百十篇。

我也喜欢在冲过凉，洗完换下的衣服后，步出小红楼，踏着夜色，沐浴灯火，出胡同，经附右街，左拐过新华门来到雄伟壮丽的天安门广场，自由自在的散步，任清风吹拂衣襟，荡涤暑气；任思绪放飞夜空，浮想联翩……

远去的1993年夏，之于别人并不重要,然而它值得怀念,它因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而成为我生命马赛克中的醒目片断，它不因岁月风雨而消弥，倒是愈来愈清晰。事实上,成也1993,“败”也1993,我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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