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息天里，我又来到动拆迁的现场。我有时跟着动迁人员一户一户地走，有时我也独自进这家出那家地转。我很同情大多数的居民家庭，有时既为他们高兴也为他们犯愁。这里面的家家户户都有着自己的故事，有的故事听起来很心酸。他们不仅仅是体现在因为住房上的情缘与恩怨，多种复杂的人生苦水实在是太多。因此也就有人说，我这人多情善感不适宜做动迁这种工作。他们说做这种工作的人得心狠，不能考虑象那些老百姓家一些儿女情长的事。我承认是有这问题，所以也就干不了大事。我自己也觉得我太容易动感情，要么市文联有位领导曾说我“了不起，你也算个文人，文人经商难得呵”。他那意思文人大都心肠软怎能在商海里打拚？可我觉得，人还是得有感情讲情理，不然那还叫人吗？

    有一对恩爱老人，都80多岁了很少打过架吵过嘴，心地善良，但到老了却伤透了心。老人一辈子就一个女儿，女儿都有了儿孙。只是当年没有儿子，收养了一个儿子，可是到头来却没有得到好报。养子成家却生了一个傻儿子，老人又多了一个傻孙子。养子长大成了家没有向养父母报恩，却惦记着老人家的房产，自己有房住却把傻儿子这个负担扔给了养父母，老人还常常被那膀大腰圆的傻孙子打骂，气的老人高低要断绝关系，要借这次动迁的机会离开傻孙子，过个清静的晚年。家人多次找到我，我也很同情，我就对动迁人员说，一定要满足老人的愿望。最后以回闺女家为名让养子把其傻儿子领回自己的家，动迁人员给老人一次性安置进了单独购置的新商品房。后来那养子夫妇知道了为此多次来找我算账：“为什么给老头老婆单独分了房而没给他？”我看他也不太说理也就不理睬他，因为他不算个真正的人。

    还有一件事却很令我感动。一对老夫妻家里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却在箱子底板板正正地叠着一面国旗。他们那些儿女都说，俺家老人可认真了，旧社会过来的人知道新社会的甜，可爱党爱国了。逢年过节不忘记让我们这些小的爬上房顶，用竹杆穿上国旗给挂上，国旗在房顶很是醒目，一些邻居也跟着效仿。老头老婆可高兴了，觉得很喜庆，过完年节取下来洗一洗再叠好放箱底。

    在这里，我还发现一个特点，勤劳持家的家庭虽然同样在这破破烂烂的地方住，但大都过的比较充实，房屋收拾的干干净净也很象样。他们中有不少是自己一点一点地从很远的地方把一砖一瓦背回来的，几年十几年的积累，才把自己的小家弄的比住大楼还自在的样子。也就是这样的家庭却很明白事理，动迁时难度并不大。相反，有的家房子破陋多年也不知收拾，日子过的也很将就，那些老弱病残的家庭可以理解，而那些身强力壮的却好吃懒做的，家里脏的都下不了脚，我还没转一圈就赶紧往外走，可是拆迁的时候这样的家庭却大讲价钱，是纯粹指望着在这里能发个大财，这样的有不少是离异的家庭。在这里象这样的能找到对象那也真是件本事。一个大“老爷们”整天无所事事，在家里又横竖不动，谁家的姑娘愿意跟他？有的小伙找对象不敢往家领，领来家人家一看就得黄，要么就是小伙人特别不错。有不少姑娘愿意嫁到这里的也大都不是城里人，为了能进城成为城里人，嫁到这里也划得来。只是在拆迁中，就又多了一批无户口、又久居这里的居民了。在我的工作手册里记载的一些特殊家庭，细细看来心里则难免起波澜。这里的老年人占四分之一还要强，仅户主是60岁以上的家庭就有109户。儿女在身边的又很少。有一天，我走到一家全是老人的家庭，还没进院子就闻到一股难闻的怪味，原来很狭小的院子里晒了些像是尿布的东西，只是颜色暗灰如同工厂里擦机器的抹布，但我还是进去了。只见一位60多岁的大娘正在忙忙碌碌，洗呵擦的不闲着。我往屋里一望，吓了我一跳，黑暗的屋子里炕上躺着一个卷曲着的至少有80多岁的老太太。原来是这位大娘的妈妈，是个精神病患者，吃喝拉撒全都在炕上。大娘的老伴又是个中风患者，抖着双手怪吓人的。可是就在这里，这位大娘伺候着两位老人过了一辈子。我问她，“你没有儿女吗？”大娘深深地叹了口气说：“嗨，又脏又臭的谁愿意沾边呵”。我怀着敬意叹息道“唉，你也真不容易呵！”心里却在瘾瘾作痛。

    上点岁数的大连人也许还记得五六十年代，大连有一批拉平板车的那帮人吧？他们后来做为城市闲散人口被疏散到了农村，成了“下放户”。后来经过他们的几番努力落实了政策，他们大都返城，到了当时的二运公司当装卸工。他们的子女也都成人大都安排在建筑公司。他们能吃苦耐劳“能回城有个窝棚住也满足呵”。他们这批人中有相当部分就住在这里，成了新“移民”。然而，他们就是这样在“窝棚”里一住就是十几年。这些人下放时大都年轻力壮，回城时又都拖儿带女的一大帮。现在他们的儿女都有了儿女，整天为生计而操劳。可是要想得到居住环境的改善，则是他们所无能为力的。他们几乎没有享受到大都市人应当有的欢乐与幸福。

    当我走到一户残疾人家庭，我又被这一家人所震憾了。这户房主叫盛超武的老人是二运公司的退休工人，退休在家一个人拿着273元退休金，养活着全家八口人。老伴没工作，整天以泪洗面，四个儿女虽都成家，除了大女儿出嫁在外，其余都在他周围住着。他是日积月累，蚂蚁搬家般地，一天天背石搬沙地在这座城市“三不管”的边缘地段、这临界半山坡上盖起了这片平房。这平房里住着八口之家却有四口是聋哑残疾人，而且大都没工作，两个有工作的都是在效益极差的福利单位，工资都开不出来又长期放假在家。盛超武老人则伺弄着自家小院，养着猪呵鸡的。他说，前两年养猪卖的钱总算给二儿子娶了个也是残疾人的媳妇。老人除了操持家务外，就到一些大宾馆酒店的垃圾箱里捡破烂，有时玻璃碴把他的手指割破他也全然不知，捡那食物回来喂猪，有时候把客人倒在垃圾箱内的还好的食物拿回来骗儿女说是买的，大家饱餐一顿。说到这里，盛超武老人的眼睛里竟泛出一丝神秘般的喜悦：“渤海大酒店的垃圾箱里有时还真有好东西”。我听了却为他而心痛，在这座算得上繁华的大城市里还有这种境况！可是的的确确就在这片棚厦区里，居住着的不止盛超武一家以捡拾垃圾为生的居民。老人说着更为难堪的还是住房问题。儿女都大了，住的窄吧，闺女、小子的在一起真是不方便，冬天穿的多还可以，大夏天的这房子象蒸笼热的恨不能都脱光了也不解凉，有时光腚拉查地不知什么时候就“麻烦了”。我们这儿还都是旱厕所就更是麻烦。儿女大了都得结婚吧，可是这房子太小都挤在一块，有时他们干点那事都不方便，又聋又哑的倒是听不见，可是就因听不见却经常被撞见......

    心太软的我听到和看到的这些事，心里在为他们难过。我不是什么救世主，也没有更高尚的觉悟。可是我想，我只能利用我手中的权利来很正常地帮助他们而已。他们投不起资，这里如果不搬迁改造，他们当中有些家庭还觉得种个地，养头猪什么的日子还过得去，可是一要搬迁改造就又喜又难了。喜的是这辈子没住过楼房，土埋半截了还能住上新大楼；难的是投不起资，承担不了住新大楼的那些使费，象水、电、煤气、暖气等这些费用都拿不出怎么办？盛超武老俩口就是这样想的，看着他们那布满皱纹、泪水已干的脸，看看他那贴着胶布的手，我不忍心，只有对他们说“请放心，一定能让你们住进新大楼，以后的日子肯定也会一天比一天好的！”当然，后来我帮助他们圆了住新房梦，他们没有拿一分钱就住进了一次性搬迁的新商品房里。同时听说他唯一健全的大女儿开过挖掘机现在待业在家，我又让人给安排到我们的土石方机械化公司工作，当操作工操作全新进口的挖掘机了，有了较高且稳定的收入。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