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的4月10日也是个值得记住的日子。大连市首次城市低洼棚户区改造工程公开面向海内外招投标今天揭标。

    一早8点多钟，我先到佳地厂与赵书记和孙处长见个面，了解一下开工前手续办理的进展情况，嘱托他们尽快办好开工手续等事项。然后我就和我公司工程部的小刘等人直接来到大连城建开发总公司的五楼会议室，参加在这里举行的“大连市低洼棚厦区改造招标决标大会。”市政府的领导及有关委、办、局的领导也都到场。我们是“第一个中标”，因为据了解也没有第二家投标,承担改造大连市最大的低洼棚户区华乐南段的改造建设任务。整个项目占地10多公顷，规划建筑面积达21万多平方米，需要拆除700多户处在低洼棚厦区的居民住宅和30多家企业网点公建等房屋。在大连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眼里，这里是不会赚钱的,谁进去谁赔账，只能“有社会效益不会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因为此项目虽然有9家企业买了标书,但除了我们几乎没有一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参加投标。我们只是在投标时交上了180万元的保证金，此后就自然成了“第一”家“中标”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当年在大连市内的房地产开发企业至少有三百多家，大多数开发企业应该说势力都比我们强，可是却没有一家参加投标。他们普遍认为干这个项目没有什么账算,这个地角又偏处在市区的东边,没有人愿意干,所以也因此就显示出我们来了。当然我知道没有人投标也就意味着没有了竞争对手了,价格也是最低的。我当然按照标书中的楼面价即每平方米建筑面积最低价228元投标并“中标”。这一天，在大连的所有媒体几乎都到了现场，成了大连市当年城市建设最具“民心工程”中的最大一件事情。在揭标大会上，我代表开发企业与政府相关部门分别签署了有关协议。首先和市开发办主任郑惠签署了《履约保证书》和《土地转让合同》，接着与市房地产管理局产权产籍处张忠杰处长签署了动拆迁协议，并在会后可以此将给我们颁发《拆迁许可证》，最后我又从市规划局王惠武局长手中接过《规划许可证》等手续。我立即变的不一样了，我倒成了“香饽饽”。王局长握着我的手说：“祝贺你！”我说：“谢谢！”我一下子成了“众星捧月”般的人物被另眼看待了。主管市长和建委主任等方面的领导都在会上讲话并表了态，要求全市各有关方面全力给予配合和支持，特别是配套工程方面在手续等事项的办理上，各部门各单位都要“一路绿灯”，不得怠慢。建委在这项“民心工程中”要亲自抓并极积做好协调等工作。

    我拿着手中的这些合同、证件，脑海中思潮起伏。大家知道这对开发企业来说，其中的一个证可能就要至少跑半年，可我却一下子在几分钟内除了单体设计还没搞不能出《施工许可证》以及《商品房销售许可证》外几乎全得到了！那些有关部门的人员也不是以前那种“事难办脸难看”的表情了。他们一下子转了个180度的大弯，以前是我找他们都很难找得到，现在却是他们都围在你的周围。这个问“还有什么困难？”那个问“还有什么需要我们做的尽管说。”唉呀，此时的我却有点受宠若惊受不了。但我脑子还算清醒，没有忘记我们还有那在手的难办的项目。就此机会我向有关领导“得寸尽尺”提出要求。签字仪式后，我先和到会的开发办副主任、市土地局的赵副局长说佳地大厦手续办理受阻的事，赵副局长接着就问开发办郑惠主任是什么原因？郑主任说那是按规定办的,不象这个寺儿沟华乐棚厦低洼地改造这样简单。但是他们也都表示“就你们这次的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的行动，我们将给予优先考虑你们企业的其他项目的办理。”我当然喜出往外。

    我们回到单位后，我马上组织员工开了个短会，先给大家“精神”了一番以鼓起勇气和士气。中午吃完饭后，又带领工程、计划等部门人员到了现场实际察看。对于这个地方，应该说我还是比较熟悉的，这原来都属于市住宅办改造的范围而没有能彻底改造建设完成。今天我又回来了，我又接着继续改造建设这个地方了。我深情地看着这里感慨万端，既有一种亲切感，又有一种棘手的感觉。大约1点多钟离开了现场，我们往回返时又先到了辖区春海派出所，找朱所长和冯教导员，说明了来意，让他们配合提供辖区所有居民的具体明细。他们很配合并同意尽快给我们提供。因为我知道，动迁工作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整个改造工程的成本和社会的稳定。虽然此前我们买了标书，后来也私下做了摸底有了初步概算，但要具体细致就非要与当地派出所和街道办事处的配合。从派出所出来，我们又来到街道办事处，又与办事处金程书记和王明安主任进行了沟通并请求他们的配合做好居民的工作。他们都爽快的答应了，我们才离开。

    在下午近4点钟时，我终于和还在北京的老板联系上，并汇报和说明了上午决标的情况。可是我还没有提及钱的事，他却先说了我不该参加投标的事，让我吃惊他的态度如此快的转变！他说他又有点感到吃亏，他觉得没有人投标这本身就有问题，要么为什么那么多的比我们强的开发企业都没有参加投标呢？我说“那是他们不了解这里的底细，也是他们不认货”。但说到底还主要是在资金上，他在资金方面几乎没有一点着落。我也没有办法，当然这回我相对在决策上，这次是我处于被动地位，虽然是我曾主动要做的，但最后还“是你们让我做的，”不是先前我主动要干的情形了。可我也必须把话说透，我坦诚的告诉他：启动资金就至少也要4000多万元，这仅仅是毛地价。别的我还没有说，比如前期的动迁拆除赔偿等任务最为艰巨，也还得有上千万元，就算大部分回迁安置可缓解资金不足，可仅土地费一项就至少也要这些钱，而且必须是在开工前交清，整个项目的总投资也要4个多亿元，这也是多数房地产开发商没敢投标的最为难的关键一点。老板听后更为难了，不是我有意难为他，而是我要想成功把这个项目顺利完成必须和他讲清楚,包括一些问题和困难都说在前头。政府及有关方面对我们如此信任我还能说什么呢？这么大的事当然我的压力最大，我在决标会上签了字的我必须要做到。我好象看到了老板被吓到的样子，却反过来宽慰他。我还是那句话，你想办法筹集部分前期资金，我再想办法筹集一些，两个方面一就付，我们共同努力，我想一定会完成任务的。我和他讲如果撤出来的话不仅仅是那180万元的保证金没了，以后我们也别再想在大连干什么房地产开发了，那只有散伙！他最后既没什么办法，又没有什么话可说了，可我仍然还是充满信心。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