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惠君[1]原任深圳市口岸办副主任（副局级），她担任罗湖公安分局副局长、局长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共计收受他人贿赂人民币163.8万元、港币53万元、美金1000元及两台电视机等，被依法判监。

安惠君原本非常能干

安惠君原是河北省某县公安局的一个副局长，上世纪90年代初，她调任深圳市公安局挂职锻炼。由于勤奋能干，她在短短三年内，由普通办事员升至副局长，这是罗湖分局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1994年初安惠君被委任分局政委。自1996年下半年起，安惠君开始主持分局全面工作。1997年7月，安惠君升为分局局长，同时任罗湖区委常委、政法委副书记，并身兼深圳市人大代表和罗湖区政协委员等职。

1998年年初，安惠君被正式任命为罗湖公安分局局长。2000年12，在安惠君的推动下，罗湖公安分局财务管理中心正式挂牌成立。自此，罗湖区各派出所和大队的财务核算管理由该中心统一进行。当地媒体评价，该管理中心的成功运行，“为深圳乃至广东全省提供了借鉴”。深圳市财政局以此为切入点，在全市行政事业单位推广，广东省公安厅高层也对其做法给予了充分肯定。安惠君出尽风头！

2001年7月，安惠君开始主持区政法委工作，其个人权力到达巅峰，人也傲慢起来。据罗湖区政法委一位退休的副书记介绍，安惠君在区政法委“什么都操作，横行霸道”，人也日益变得贪婪。

经济受贿 不可收拾

安惠君第一次受贿始于她出任罗湖公安分局政委的第一个月，一位下属所长为了获得安惠君在工作上的照顾及职务上的升迁，以节假日探望等名义，在1995年9月至 2002年春节期间，17次送给安惠君人民币19万元、港币1万元。此外，安惠君在出任罗湖公安分局局长之前，她还接受过多名下属的贿赂。由此，安惠君越来越视行贿受贿为家常便饭，倒是不“进贡”的人成了异类分子。

2002年下半年，罗湖公安分局准备在罗湖区莲塘兴建分局指挥中心大楼，深圳市山泽投资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曾宪祺为承揽该建筑工程，到安惠君的办公室，送给她港币20万元。在安惠君的关照下，曾宪祺挂靠的6家工程公司全部入围参加投标，并最终由曾宪祺挂靠的深圳市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标取得该工程的承建权。2000年五六月份，罗湖公安分局向香港商人刘浩强经营的番禺某汽车贸易公司购进一批车辆。同年9月，刘浩强为了感谢安惠君促成该笔生意，让其弟弟将装有10万元港币的信封转交给安惠君。安惠君毫不客气地接受了。

据侦办人员了解，在安惠君涉及的17起受贿案中，有15起受贿案中的行贿人是下属，另两起受贿案行贿人均为商人。就犯罪心理学来说，安惠君的犯罪过程是典型的犯罪恶性梯度表现——由不自觉受贿变为自觉受贿，由偶然受贿变为固定受贿。安惠君作为罗湖地区的最高执法人员，以“促进工作”为名公开索贿，知法犯法，其非道德化、非人格化的表现不是一般平民百姓所能想象的，也不是一般公务员所能为的。到最后，安惠君完全成为了一个全无良知的经济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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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任警长的安惠君

由经济索贿到性爱索贿

    安惠君最初时只是追求经济受贿，但这方面的成功体验，促使安惠君追求其他方面的受贿满足。安惠君虽然官场得意，却婚姻生活失意万分。在安惠君来深圳之前，她就已经离异。工作之余，夜深人静，安惠君时常会感到一股莫言的孤独与寂寞。

    就心理学来说，男女性的性满足并不同步。通常来说，男性的性满足在30岁时达到顶峰，40岁以后就开始走下坡路。但女性的性满足要到40岁以后才达到顶峰，因为40岁的女性会对自己身体的完全认可，并充分接受自己的身体缺陷。这种从容、达观、自信的心理状态，使得40岁的女性对性满足有着更多的幻想与追求。而时机一但成熟，女性就会全身心投入，并对性爱有着格外强烈的追求与渴求。

    安惠君出任罗湖区公安分局局长后不久，就开始利用手中的权力来其寻求性受贿的满足。罗湖政法系统广泛流传的一种说法是，安惠君对手下年轻英俊的男警员情有独钟，多次以出外考察的名义，单独带领他们跟随外出。不光如此，她还向这些长相英俊的下属做出性暗示，如穿上性感的睡衣在旅馆或家中接待异性下属，或突然脱掉睡衣，令下属惊慌失措等。如下属顺从其性索求，则升迁顺利；如不顺从其姓索求，则升职无望，理由是“有待磨练”。据传说，被她诱使的男警员有二十多名，大多是敢怒不敢言。

    安惠君由好财变得好色，先以“促进工作”为名索取经济受贿，后以“有待磨练”为名索取性受贿，完全堕落成为一名罪犯。在这当中，她越是服从本我的召唤，就越走向非道德化。其公共权力在床上实现，这绝不是一般的滥用公权，而是彻头彻尾的道德沦陷。特别是安惠君作为司法部门的主要领导，公开以床第之欢换取职位晋升，这不仅是滥用公权的突出典范，也是人格曲扭的突出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