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中国古代人口的快速增长并没有如伊懋可所推断的那样，抵消了高水平农业技术所带来的土地的净收益，而是不断引致耕地面积的扩大、农业技术向深度尤其是广度开发。吴慧研究的结果表明，唐、宋、明清四代粮食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比重分别为94.3%、94.0%、90.3%和80.1%，说明土地上多种经营的程度在不断加深。事实上，根据帕金斯的研究，我们可以推断出，清代扩大的土地，除了蒙古、东北地区，内地主要是一些边缘性土地，生产率很低，很多土地根本不适合粮食生产（见德·希·帕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18、第31页）。农民对这些边缘性土地的利用，总是在满足粮食对耕地的需求之后，才将剩余劳动力转向多种经营，而农副产品的价格是以农业的劳动平均生产率为基准的（见曹莘穗：《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2页），因此，土地上多种经营程度的加深对农业资本积累不会带来多大的贡献，也不会造成土地价值的大幅度上升。

那么，既然土地生产率并没有显著上升，而粮食的劳动生产率（从而也是农业劳动生产率）却逐代下降，清代比明代更是急剧下降，中国古代社会是怎样在这个十分荒唐的过程中取得进步的？是怎样支撑着“康乾盛世”的？或者用现代经济学语言说，一个社会在为什么能够在数百年的长时期内保持着“没有发展的增长”（有时甚至连增长都谈不上）？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试想，如果我们承认农民是理性的，那么，在劳动生产率下降了接近一半的情况下，为什么农民还会滞留在土地上？这里面固然有恰亚诺夫的“自我剥削”的成分，但就整个民族而言，在几个世纪里长时间忍受“自我剥削”，其理性又表现在哪里呢？对于这些“问号”，由于其不并符合现代经济发展规律，因而不能采用现代经济学方法去分析。如果硬要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去生搬硬套，得出的结论有可能南辕北辙。当然，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应该还是适用的。这就使我们想到，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基础——或者说，微观经济结构是怎样的？于是，我们可以尝试着从小农经济结构这一最基本的角度解释上述“问号”，从而也就有可能解释“李约瑟之谜”。

到了明清时期，经过两千多年演变的小农经济在结构上已经基本呈现稳定状态，其主要特征就是土地加家庭副业。当土地上的产出能够满足家庭成员的需要时，小农经济结构中围绕着土地进行的生产活动的比重就大，否则，土地之外的经营活动就逐步增加。兼业是小农经济为主社会的特殊产物。户均耕地面积越小，对副业收入的依赖程度就越大。到了明清时期，由于人均耕地面积的持续下降，尤其是清中叶的显著下降，中国大部分地区已经出现农家经济收入多元化倾向，兼业农户大量存在。据史料记载，明代万历以前200年间和清初至鸦片战争180年时间里，封建社会秩序相对稳定，在这一较长的安定环境中，家庭副业获得了较大发展，如制瓷、铁冶、木材、造纸、丝织、棉纺织、制糖、制茶、榨油、酿酒等行业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见岳琛主编：《中国农业经济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56-257页）。这些行业的最大特点，一是劳动密集型，能够容纳大量劳动力。二是主要在家庭经营的框架内进行，依附于农户经营的主要行业——农业，农户劳动力的分配，也是首先满足农业的需要，然后再分配于各项副业。副业对农业的依附，使得明清时期农户的兼业化趋势越来越明显。这种状况也使农户经济的容量越来越大，也使劳动力得到了较充分的利用。清代江南一带在耕作制度上已经出现了三熟制，农忙季节对劳动力的需求很大，农闲季节则主要从事家庭副业生产经营活动。这就可以解释了，为什么劳动生产率急剧下降而大量劳动力仍然滞留在土地上。（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