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50年代，李约瑟博士发表了其多卷本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的第一卷，提出了被学术界称为“李约瑟之谜”的著名假说，即为什么中国在15世纪之前远领先于欧洲文明，而在此后却逐渐落后于西方世界？（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卷第1分册，第3页）换句话说，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条件其实很好的中国？李约瑟并不是提出这一问题的第一人，比如，中国科学社的创办人之一任鸿俊先生早在1915年就讨论过“中国无科学”问题。但由于李约瑟在科技史界的影响，他的假说提出后，从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科技史等角度讨论这一问题的著述不断出现，其中，较有影响的观点是伊懋可（Mark Elvin）的“高水平陷阱”假说，即造成上述结果的原因在于中国过多的人口抵消了高水平农业技术所带来的收益。

在最近的研究中，姚洋对这一假说给予了修改和进一步解释，认为人口众多造成土地价值的增加，高额的土地回报诱使人们投资农业，工业因此缺少资金，无法发展起来，并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对修正的“高水平陷阱”假说进行了验证，认为“人口增长符合马尔萨斯原理”和“工业存在规模经济”是假说成立的两个先决条件。（姚洋：《高水平陷阱——李约瑟之谜再考察》，载《经济研究》2003年第1期）。姚的数学推导相当严谨，但问题在于，其假设前提与史料不符，在明清时期，并不存在土地的“高额回报”现象。本文将用历史资料证明，在明清时期，农民从土地上获得的边际报酬并不高于非农产业，工业革命没有形成的原因在于由于人口众多导致的小农经济结构。

先看几组数据。根据吴慧的研究，我国唐朝时期的人口才达到0.53亿，宋朝起开始突破1亿人，明朝达到1.3亿人，到清朝中叶猛增至3.6亿人。唐、宋、明、清四代粮食面积分别达到了1.99、3.90、4.20和6.18亿亩，在粮食亩产呈逐代上升趋势的情况下（四个朝代分别为每亩334、309、346、367斤），由于人口激增，人均粮田面积逐代下降（唐、宋、明分别为3.76、3.75、3.23亩），到了清代仅有1.71亩；人均占有原粮数也逐代下降（唐、宋、明分别为1256、1159、1118斤），到了清代仅有628斤。不仅如此，连劳动生产率也呈下降状态，四个朝代劳均生产粮食（原粮）数分别为4524、4175、4027和2262斤（见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年版，第193页）。

按照姚洋的解释，中国古代过多的人口引致土地的价值大大增加，但上述资料说明，清代的粮食单产仅比明代高出20市斤，哪里谈得上“大大增加”？从技术进步角度考察，由于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中国自战国晚期就形成了以精耕细作为主要特点的农作体系，并逐渐发展，至明清时期达到极致。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农业技术进步有深度，如品种技术、灌溉技术、施肥技术等，由于传统技术的特性使然，我国古代农作物产量的提高非常缓慢，上述单产数据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因此，粮食总产量的增加主要依靠耕地面积的拓展。到了明清时期，继续扩大耕地的边际收益已经大于边际成本，农业技术主要向广度发展，即拓展农业生产领域，如蚕桑、养鱼等，江南一带著名的“桑基鱼塘”就代表了这一时期农业技术的最高成就。帕金斯对1400年到1850年单产提高和耕地面积扩大对粮食生产的贡献进行了估算，认为1400-1770年单产的贡献为42%，耕地面积扩大的贡献为58%；而1770-1850年单产的贡献上升到47%，耕地面积扩大的贡献下降为53%（见德·希·帕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40页），说明明清时期粮食面积的扩大已经逐渐趋近于上限。(待续)